1987年彩色片
摄制：台湾
编剧：小野杨德昌
导演：杨德昌
摄影：张展
演员：李立群（饰李立中）缪骞人（饰周郁芬）金士杰（饰沈维彬）
雇宝明（饰雇组长）
【故事梗概】
一个清晨，警车呼啸，与女友同居的富家公子小强带摄影机，拍警局组长老雇率领警员突袭一个赌场、围捕枪击要犯镜头。混血女孩淑安在罪犯大顺帮助下逃走，腿骨折断昏倒在马路斑马线上，被小强送去医院抢救。
周郁芬嫁给李立中已经7年了，嫁给李立中以前，她是一个能干的职业妇女，为了生孩子，把工作辞了。结果孩子没生成，周郁芬日子变得无聊，开始写作，出版了一本七拼八凑的《周郁芬自选集》，文思枯竭。与旧情人又是原郁芬的上司沈维彬约会，回来告诉她丈夫李立中，沈已离婚并自组公司，要她到他的公司工作，立中说不该辞退原来的工作。
岂知，自求出来独立谋生的郁芬与维彬旧情复燃，并辟室共枕。淑安回家后被母亲关在家中，很无聊地翻电话簿，随意打电话给不认识的人开玩笑，其中打给名叫李立中，立中的妻子周郁芬接到，淑安假冒说是周郁芬丈夫在外面的女友，遇到了麻烦，要周郁芬出来谈判这件事，当郁芬要记约谈的地点时，淑安的妈妈把电话压断，此事深深刺激了周郁芬。
李立中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一家医院病理检验室工作，检验室高组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主任叫李立中暂代组长职务，李立中以为有了升迁的机会，向检验室主任讲高组长的所谓仪器标价，其实是组里小金干的，不惜在背后中伤他的朋友，希望能够少一个竞争的对手。主任追查此事，高组长已故又无对质，小金对此毫无所知，愤而辞职，风骨棱棱地走过幽暗的长廊，离开医院。
神秘的电话促使周郁芬决心离家，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李立中很无奈，叫她什么时候想家，就搬回来。淑安又从家中逃出来，遇到了当初救过她的小强，小强为她姿色着迷，居室墙壁上张贴着放大了的拼凑的淑安巨照。两人共枕了一晚，淑安仍回到释放犯大顺的身边，继续她流浪的生活。
周郁芬的行为使李立中非常苦恼，便找到他挚友老雇，要他出面替他想法子，老雇通过编辑部，了解郁芬正在写编辑部催出的小说。郁芬利用接到的无头电话，便演绎成丈夫外遇的一篇小说《婚姻实录》，居然还得头奖，也因此而更有名。小强也扯下遮掩的假幕，回到他女友的身旁。小强从报纸刊载小说的情节中发现，使郁芬出走的原因，并且打电话告诉立中，立中也看了小说，知道郁芬的离去只是因为那通电话。医院主任让小薛当组长，立中升迁不成，他到老雇那儿，假意告诉他的雇朋友，他已得高升。朋友为他庆贺，喝得烂醉，立中先醒来，把雇的手枪偷了，在医院前小车旁先杀了他的主任，又到维彬与郁芬同居的地方，在维彬开门之际，开枪杀了沈维彬，而周郁芬受惊吓，被送到医院抢救，周郁芬恶梦惊醒，在洗手间呕吐。雇组
长醒来发现立中已用手枪自毙，躺在自己家不干净的浴室里，水的波动伴随着音乐，壁上喷着未干的血迹，后脑滴着血水。故事讲到这里才发现，这一切都只是郁芬得奖小说内的情节，不是真实的事件，而一切都安好如初，什么也没发生。
【评析与欣赏】
侯孝贤和杨德昌是台湾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作者。他们风格迥异：“侯孝贤便是乡土的、传统的、道德的，深得写实之美；杨德昌则是都市的、现代的、美学的，深得虚灵空之美。”（台湾影评人曾昭旭语）这两位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青年导演，却不约而同地以过去某个禁锢的年代作创作题材。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再三以慎密精确的方式，探讨转型都会文化，由3条主线共同发展出来，交织成危机四伏的都会空间。
此部影片最鲜明的特色在于3组主要人物的发展，多线叙述故事，架构出台湾现代社会的恐怖。李立中夫妇、小强和淑安的暧昧关系，淑安和她的大顺的3组人物关系的发展，表面上似乎不相干，却又在某个特定时空中，介入另一组的发展里，有些时候还起主导的作用。整部戏的多线发展关系，若隐若现地纠缠着，结构精密而准确。杨德昌用沉淀结构性的思考方式，使美学和内容适切地融为一体。他运用透视集中的美学，采取局部特写、观点镜头、蒙太奇剪辑、音画暧昧，经过割裂、重组，产生庞杂丰富的意义，是杨德昌越来越臻成熟的作品。不但对都市现代人的孤寂、无力、背叛、欺瞒、暴力及潜在的恐怖有详细的揣摩，而且对物质呈现的荒谬规律大作讽刺。杨德昌巧妙地将都市人物与环境交叠，让观众看到台北的全景，有婚姻危机、升学压力、都市罪恶、自杀暴力。若隐若现地交织出相当复杂的都会处境：表面上宁静的台北，就像电影中不时出现的大台北瓦斯一样，潜伏着随时爆发的危机。其片名正如香港导演、影评人金炳兴所说的：“所谓‘恐怖分子’可泛指片中所出现的大部分人物，除了最后持枪的李立中外，还包括随便打电话干扰他人的淑安，也可能是她那混混朋友，又或者是把女儿囚禁在房内的母亲，也可能是随处猎艳的富家少爷，或者是那位自杀未遂的女友；也可能是把自己封闭在文艺创作中并有外遇的女作家，也可能是旧情复燃的维彬，也可能是李立中那位穿花衣衬衫、有些好赌的警察朋友雇组长，也可能是躲在办公室内不肯面对部属的医院主任，甚至也可能是那位被栽赃愤而辞职的小金。这些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因为他们都可能构成对他人的伤害，破坏整体规范。透过这些角色，事实上我们从角色人际的关系看，即便李立中，由于承受不住内部的长久郁积的闷气，而致开枪杀人，似乎是无力感造成报复心态，但终究以偷来的手枪，要杀影响他命运的人，以暴力对付对他潜在的伤害，他本身、周遭的人及包括传播媒体，都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恐怖分子”，说明在资本制度，物化的社会，表面上繁华的都会都潜伏危机。杨德昌使用现代主义手法，在《恐怖分子》中，将道德命题拓展到极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层次，触及台湾现代普遍存在的婚外情、出卖朋友、青年反叛、冷漠封闭的制度、性爱和金钱的交易等等，处处都可以构筑成对他人的伤害，甚至造成表面上安详稳定都会的内在恐怖。
现代都市中过度精密的分工，过度严密的禁闭规格形成的人际关系疏离，也是现代资本社会潜藏危机的一种表征。导演有意点明都市资本文明的虚幻，像沈维彬的办公大楼，大片大片窗玻璃将街景折射叠影进室内，衬托
周郁芬和沈维彬这对男女，处境如真似幻，当她一推窗，看到的不是重重幻影，却是吊架上擦玻璃的劳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高空作业，这才是现实。在小强的幻想世界中，淑安是个美女，并为她离开了原来的女朋友，租下当初刑案现场成为他的暗房，淑安与他也在这天地里度过一段温馨，第二天却发现淑安已席卷他的全部照相机而逃，后来淑安虽然归还了他的相机，仍跟释放犯大顺混。小强打开窗户，微风吹过，由几十张照片拼成的淑安大面庞巨照，还原成人为拼凑的本貌，不再有由幻想构成的魅力。
影片结尾采用开放性的结构，各单线脉络的可疑性，似真似假，它们是否都是中产女作家呕吐式的梦魇，或确有其事而延伸成各种极具杀伤力的惨剧。结局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但它们各自都处于不确定性，存在着多义性。
此片的特色还在于：其音画及上下文产生的辩证关系，不仅为观众提供不同于传统的阅读方式，也增加了本文的暧昧性和多义性。李立中的复仇行动，镜头始自清醒的台北街头，清静的安宁被一个小女孩的突然入镜打扰，小女孩劈啪的脚步声，及跑步造成的动荡感，营造出医院主任被枪杀惨案的震撼。这种音画的效果，在另两段表现更强：一落翅仔母亲在黑暗中听缅怀旧事的情歌，声源是唱片，画面却是年轻恋人的争吵和分手。另一段是女子殉情自杀，画面是泪珠滴手背的特写，救护车的急救，影片中传来女子喃喃自呓：“我不想活了”画面一转，我们看到的却是落翅仔乱拨电话的恶作剧。
电影中的人物，都不断利用文字、照片、电视来重述或重现生活。好像周郁芬用小说重塑婚姻的失败始末，小强用放大照片捕捉少女的瞬间惊惧，不可或缺的电话沟通，以及周郁芬的电视访问和报纸介绍。立中家中古董神案和现代家饰并置，都展现了台北现代化生活、中西文化、现代与传统的不协调，是对现代台湾都市化过程的一种文化反思和历史观照。
有的人认为杨德昌此部作品太客观、太冷静，少见角色情感的深度。但作为杨德昌以现代主义的手法，对台湾都市进行精密而细致的观察和探讨上，却有台湾电影少见的内省和现代性。而且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有其前卫的艺术探索价值。
《恐怖分子》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卢卡诺影展银豹奖、1987年英国国家电影奖、第32届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毕沙洛影展最佳导演奖、入选戛纳影展“一种注目”单元、台湾影评人协会票选“八十年代十大影片”第一名。
（陈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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