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彩色片
摄制：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张天民张笑天刘星郭晨
导演：李前宽肖桂云
摄影：李力钟文明王小列
演员：古月（饰毛泽东）孙飞虎（饰蒋介石）
【故事梗概】
1948年末，面对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形势，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他在幕后控制局面。
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稿，号召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北平也已成为孤城，此刻，蒋介石要李宗仁和共产党和谈。北平和平解放后，李宗仁命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负责人张治中抓紧与共产党的和谈。蒋介石却在暗中操纵一切，布置守卫长江，负隅顽抗，妄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同时也做了撤退台湾的准备。宋美龄赴美求援，李宗仁向司徒雷登求援均遭拒绝。苏联代表团秘访西柏坡，毛泽东要米高扬转告斯大林：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于七届二中全会后向北平进发。蒋介石顾不得下野身份亲自巡视长江防线。
大战在即，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李宗仁撤出南京，蒋介石出山，重新主政。
滞留于北平的张治中在香山向毛泽东建议：为国家，为民族，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不能走国民党的老路，不能独裁。
1949年5月，蒋介石在祭祖，辞庙后撤到停泊在东海上的“太康”号军舰上。旋即，他的老家被攻占，上海解放。毛泽东搬进北京中南海。1949年8月2日，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撤离中国大陆。宋庆龄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泽东让儿子毛岸英回湖南老家看望乡亲，祭奠母亲，探望外婆。
台北草山阳明山庄，蒋经国告诉父亲：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蒋介石说：大概只有逆境中的势力，崛起中的势力才有可能重视人心，得到人心
北京，毛泽东对儿子说，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兴旺——灭亡的循环圈，那就是民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率战友登上天安门城楼。他面对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万岁声响彻天安门广场
【评析与欣赏】
影片《开国大典》获1991年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其他单项奖。
影片《开国大典》形象地展示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走向失败，以毛泽东及其战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走向胜利，新中国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起来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它全景式地概括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如3大战役的胜利；苏联特使秘访西柏坡；北平和谈；蒋介石退隐溪口；李宗仁支撑南京政府残局；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逃离大陆；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对未来的思考；以及开国大典等等。
《开国大典》无论题材的分量，还是人物与事件的数量，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空前的。创作者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理解和透视那段历史，透视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契因，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整体性的把握。以大思路、大气魄、大手笔去洒脱地掌握、处理这一题材。《开国大典》人物众多，但笔墨集中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物的内心揭示上。创作者透过对主要人物思想感情的挖掘和表现，自然地把那个时代展现出来。在影片的总体把握上，创作者始终在宏观上思考：历史背景只是人物活动的空间，突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而不去琐碎地交待历史事件的过程。这样的思考和处理，是用现代眼光去理解和透视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影片的思想内容整体把握的要求，直接关系到影片的节奏处理、人物塑造和思想内涵的体现。这是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
一部影片的分量轻重题材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创作主体对题材进行高屋建瓴的审视和深入的开掘。《开国大典》几乎没有过场戏，那些重大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那些著名历史人物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拍成一部影片。《开国大典》做为历史巨片，除具有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和大投资这些特点外，还具备了高视点、多信息和大张力等与众不同的特征。这就与创作者从高起点去做新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所谓高视点，就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审视历史，并在再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开掘出对今天有价值的反思性和现实性，即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处，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中，将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深刻感情体现出来；多信息，就是不局限于单一的主题涵义和教化内容，尽可能的饱满的崭新的艺术形象，揭示丰富的内涵；大张力，就是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利用有限的形象，展示无限的思绪，使这些历史事件，场面及人物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情感得到诗意的升华，使其延展到画外空间，扩大空间的造型张力，让人们产生无尽的联想。《开国大典》的创作者为了实现上述构想，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
总体结构：对应与开放。
《开国大典》的创作者把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主要人物比作是“两棵并生着的大树”的主干，外围又有疏密不等的枝叶围绕着主干，构成了统领全片的参天大树。当然，这两棵并生的大树，最后以毛泽东这棵大树日益繁茂蓬勃，蒋介石这棵大树日趋衰败凋零而告终。
为了使总体结构清晰明确，创作者曾对多余的枝干进行过删剪，而有意增加了毛泽东周围战友的戏，如周恩来与任弼时、朱德研究淮海作战方针的戏，使主干周围的枝干尽量充实，以展示毛泽东周围战友的风范。同时，对蒋介石返隐溪口和逃离大陆前的诸多琐事也做了必要的删剪，有选择地保留了既可揭示蒋介石心态又有思想内涵的内容。譬如：蒋介石与幼儿下棋，冒
雨到天空寺抽签；与全家老少乘竹筏到葛竹林；蒋母墓前祭奠等。通过这些富有人情味的场面，使观众体察到蒋介石在江山败落后凄凉、复杂的心境。既增加了观赏性，又使以主干为中心的两棵并生的大树的总体轮廓更加清晰了。
影片创作者始终抓住这种对应关系穿插，编排这些经过筛选的内容，做到了繁而不乱，条理清晰。在强化两个阶级、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定性冲突时，有意识地表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领袖人物的对应；他们与周围众将领的关系的对应；他们各自家庭的对应。如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蒋介石分别与儿子谈话，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北京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蒋介石一家所谓“国耻日”停烟火一天。这两组戏的对应，一方面把一个开国领袖和一个亡国之君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念，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态揭示出来，同时，通过双方共同谈到的关于国家兴亡盛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人以哲理性的启迪。
《开国大典》的创作者在对应结构的基础上，调动电影造型的冲击力，强化表现性，让情绪高潮帮助升华了主题内涵。例如：当毛泽东等共产党的领袖们乘车向天安门城楼行进，情绪昂扬地参加开国大典时，蒋介石在台湾一个会议室里心绪不宁地踱步，下令对大陆沿海封锁后，他挥手让蒋经国离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个空旷而凄冷的大全景镜头很长，在旁白中画面由彩色渐变为茶色的呆照，恰似一张陈旧的照片，这历史的一瞬似乎永远凝固在那里了。接下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性景象，天安门城楼下，各界代表正迎候着毛泽东等领袖的到来，毛泽东下车，无数只鸽子从城楼斗拱下飞起，毛泽东激动地注视着前方，这是一个逆光拍摄的主观镜头，充满眩目金光的层层楼梯台阶无限深远地通向画面的顶端。此时，无词的颂歌波涛般的涌来，毛泽东同其他领袖一步步走上阶梯，这是一个长长的，似乎永远走不完的跟移镜头，象征着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艰苦历程，走上一个崭新的历史刻度。前后两组镜头的对应处理，形象地展示了两个阶级、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较量的最终结局，也使影片要着力表现的开国大典显得更为热烈、隆重、神圣。
影片《开国大典》在总体结构上，还有意识地采取开放性的处理方法，以有利于情节的延伸，使银幕形象具有必要的张力。
创作者尽量把一些比较完整的大块戏，有意识地拆开来，打碎局部的“完整”去追求总体的完整。譬如“西柏坡研究战局”的戏，还有“傅作义与刘厚同会面”的两段戏，有头有尾，内容全面，如果影片中诸多的事件或每块戏，都像这样有头有尾取得了局部的“全面”，那么影片在总体上反而会因为有若干个“从头开始”的戏而产生破碎感。所以，创作者对这样的整块戏，做了必要的“手术”，有的拦腰截断，有的去头斩尾，以求整个情节的统一和完整。不求每场戏都演足、演透，而追求那种场与场之间的连接产生总体“化学反应”，在场与场连接过程中注意对人物的塑造，把握住人物情感的完整。
《开国大典》中有许多国共双方的会议场面，如“七届二中全会”，中南海勤政殿的北平会谈，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国民党国防部会议等，创作者也都拍出了区别，拍出了节奏和特色，内容上把精华部分点到为止，表现上则把环境、色彩、调度、镜头处理等拉开距离，同时也考虑到了对应与开放式结构处理。
《开国大典》的风格主要是纪实性与表现性的结合。影片将客观回顾历史的纪实性，与抒发对这段历史主观激情的表现性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两者相互碰撞、相辅相成的综合性艺术风格。影片创作者将纪实性镜头与表现性镜头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那样自然贴切、生动、感人，这首先应归功于创作者那种对艺术与人生的总体性把握，归功于那种天人合一的精神。
（春雨）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