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彩色片
摄制：台湾
编剧：吴念真朱天文
导演：侯孝贤
摄影：陈怀恩
演员：陈松勇（饰林文雄）梁朝伟（饰林文清）辛树芬（饰吴宽美）
李天禄（饰林阿禄）
【故事梗概】
在文雄妾宅，夜幕垂临。文雄之妾临盆，满脸汗淋淋，挣扎着。产房外，停电。祖先牌位前烛光摇曳，文雄烧香祈祖保佑妾婴平安。突然灯亮了，妾室里传出婴儿啼哭声，文雄八斗子的女人产一子，名林光明。
和宽荣在同一学校任教、即将回到故国日本的静子手捧着一个红包袱，包袱横插一把长剑，出现在台金医院门口。在宽美卧室的榻榻米上，两女子谦恭地面对面地跪着，静子把上好的长剑推到宽美的面前低声说：“这竹剑是战死的哥哥最珍爱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人用它了，请你送给宽荣。”宽美点头代谢，说：“哥哥一定会珍惜它。”
在文清照相馆，宽荣看静子哥哥给他写的诗：“我永失落得你，尽管飞扬地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宽荣似有所依恋，有所伤感，他说：“日本人最爱樱花那种‘开到最满最美的时候，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入土的情’，一同离枝入土的那种情景，他们认为人生就应该这样。”宽美给文清在纸上写道：（画外音）“明治时代，有一女孩跳瀑布自杀，她不是厌世，也不是失恋。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使当时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热情和气概的时代。”文清入神地看着，最后，两人毫不回避地彼此怔怔凝视着。
在教员宿舍，林宏隆、吴宽荣、何永康喝文清敬的酒和宽美包的粽子。在大家都举杯说作见证时，文清放一名曲唱片。宽美把挂在墙上的纸取下，说明：你放的是名曲，叫《罗蕾莱》，德国一个古老的传说，莱茵河畔
美丽女妖，叫罗蕾莱，坐在河边岩石上唱歌，梳着金发，船夫沉醉她的歌声，船就撞上岩礁，舟覆人亡。文清怔怔望她，写字跟宽美讲：8岁时，还可以听到声音，还记得羊叫，喜听旦角唱腔，学其身段，私塾老师骂我将来是戏子。8岁从树上摔下，跌伤头部，大病一场。病愈不能走路，一段时间，自己不知已聋，是父亲写字告诉我，当年小孩子也不知道此事悲，一样好玩。文清写到这里，自己忍不住想笑，抬头看宽美，宽美眼睛已泛出泪花。
文清回到家里，文雄一家吃着饭，在卧室，文清还是沉浸在悲切之中。在难友家中，文清在桌上放上狱中难友托带的遗物：西装、领带、一双皮鞋。难友的妻子递来一杯茶水，身后站着3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妇人克制
哭声，朝文清行个礼，文清伸手从那领带里掏出一张字条，递给妇人。妇人缓缓打开，看着看着，泣不成声。原来是手帕血书：“你们要尊严地活着。父亲无罪。”
赌场，阿山和文雄各在一间聚赌，阿嘉解手时遇见已投靠上海帮阿山的
金泉，骂他告密害得文良好惨，怎么你该死的还没死，阿嘉用巴掌打他的头。金泉拔出匕首向阿嘉刺去，两个人从洗手间一直打到通道。阿嘉胸部被捅了一刀，胸襟都是斑斑鲜血，跑进屋喊了文雄一声大哥倒地。积压日久怒火的文雄见状，拔出匕首冲向金泉，从赌场追到通道。上海帮老大阿山冷静地从袋中掏出手枪，“砰砰”两声，文雄应声踉跄了两步向前惨然倒地。基隆港阴云密布，远处雷声隆隆，飞鹰在风雨空中翱翔。文雄一家大小披麻戴孝，打着雨伞，给文雄下葬。
唢呐奏起，小上海酒家大厅神坛上红烛高烧，林阿禄盛装坐在八仙椅上。原来这是在丧事百日内举行的婚礼。晚辈们袖上缝着白色绒花，穿一身西装的文清和一袭婚纱的宽美向阿公辈的林阿禄跪拜，然后夫妻互拜。紧接着大腹便便的宽美在小镇市场购食品，进台金医院分娩，产一男孩。1949年10月阴雨晚上，文清的照相馆拍门声急切，文清打开门，只见一戴竹笠的人向文清递一封信，信中告诉他们，山上的爱国者由于叛徒的告密，被国民党军警围捕，逃跑者被枪杀，宽荣也被抓走。宽荣要文清夫妇尽快避走。在瑞滨小火车站，文清与宽美母子，身旁有一皮箱，背后是大海，他们等待火车。火车急驰而过，他们没上火车，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在自己照相馆，夫妻婴儿盛装，文清调好照相机焦距、快门，他坐在妻儿右边，留下历史性的纪念。
小上海酒家，阿嘉与莺莺燕燕在打四色牌，文良傻傻地坐在后面看别人打牌。林家中只剩下老中少三个男人，但他们依然要生活下去，在吃饭时，女人们还是忙进忙出，日子虽不如往昔，但衰落的家庭成员仍平静地在用餐。宽美给阿雪的信画外音：“这张照片是你四叔被捉前3天照的。被捉那天，四叔在替人照相，他坚持做完才被带走九月秋深，满山芒花，白茫茫的一片，像雪。”影片在深沉的交响乐声中，上移编导等职员表。
【评析与欣赏】
《悲情城市》是以作家蓝博川的《幌车夫之歌》为蓝本。《幌车夫之歌》是根据台湾“二·二八”事变中爱国者钟浩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于1950年被杀害的真实事迹写作的报告文学。钟浩东原是社会主义者，抗战时期，与台湾知名人士蒋渭水女儿蒋碧玉等回大陆参加抗战。台湾光复后，钟浩东、蒋碧玉夫妇回台，钟浩东当基隆中学校长，因《和平报》案件，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国民党只要他写自白书，就可有生路。钟先生认为写自白书，违背自己的信念，而且将牵连别人，他拒绝写，选择赴死一条路。赴刑前给爱妻的遗书云：“生于祖国，死归祖国，死归天命，无想无念。”电影中知识青年在山上的基地，有当年“鹿窟案”的影子，这案子里的青年，绝大多数不识字，只因反国民党当局，遭到灭村的惨剧。电影《悲情城市》触及台湾当局避讳的“二·二八”历史事件。但它不是政治电影，只是历史的回溯。侯孝贤说：“‘二·二八’并不是《悲情城市》的重心，这部电影要探讨的是1945年到1949年间，整个社会在体制上的种种变迁，‘二·二八’事件只是电影里的一个历史事件。”他又说：“正如现在，我们也面临着一种新的变局，新的改革时期，‘二·二八’事件在这部电影里的意义也是如此。”“二·二八”事件中心在台北、台中、台南，国民党军队在基隆登陆，虽然在基隆也屠杀不少人，但台北等地更多。影片虽然着重写基隆阿禄一家，但只从帮派恶斗、台北监狱枪杀爱国者、在山上围捕爱国志士入手，人们从中体察出国民党当局所制造的萧索气氛。《悲》剧对“二·二八”的描写，仅
仅是侧面的。如果靠这部影片了解“二·二八”那一段历史远远不够。但是编导运用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扣紧社会遽变的脉搏，勾画出浓郁的时代色彩，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悲》片特点之一是以严肃的人文精神，透过一个家庭成员的生离死别，来处理国民党战后入主台湾一段历史，于一种平和冷静的反思中，去检视当时社会环境里的众生相，呈现政权交替中非常复杂的社会及政治面貌，视野辽阔，气魄雄浑，扣人心弦。
《悲》片特点之二是人物个性突出，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阿禄家老大文雄是一家族的掌理者，光复后经营小上海酒家，经营台海间的走私，是个有中国传统宗族观念和侠义精神的汉子，呵护一家外，还兼顾偏房和小舅，先后搭救老三老四出狱。但因另一无道义的地方帮派与上海来的新势力，凭借政治背景组成新的黑社会力量，文雄敌不过，在一场火并中身亡，他有一种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流氓哲学”及单纯的是非观念，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老三是小混混，赌博，贩毒，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最后变成只懂得拿供神品吃的废人。作者讴歌吴宽荣，为了理想勇于割舍一切，回避日本美丽女子小川静子真诚的爱情。“二·二八”事变发生后，他不畏枪杀危险赶到台北拯救大陆记者，后来在山区坚持斗争。文清喜欢读书、拍照，受进步青年的影响，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因为与革命志士有牵连被捕，下落不明。他又聋又哑，但他又是摄影师，暗喻那时代的知识分子无政治地位，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宽荣的妹妹宽美则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之一，她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护士，在残酷的现实中逐渐成熟起来，不嫌文清哑巴，与文清心心相印。而做为反派人物像上海佬阿山阴险奸诈，靠政治后台为所欲为，也刻划得入木三分。
《悲》片特点之三是采用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实主义的剧场观是疏离的，它用客观的手法纪录事件，恰到好处地运用中、远镜头，作者像摄影机一样作客观的描写，使观众与银幕形象保有距离，一般观众不太投入，因此在电影空间上强调深与远，讲究透视感觉。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结合；内外景结合。长镜头、深焦距构成的美学特征，是这部电影成功因素之一。像林文良与田寮港帮金泉因私造日本币利益上的矛盾，从妓院打到妓院外旷野，在妓馆文泉与金泉拼杀，由洗手间打到通道，又由通道打到屋外；文雄在北投赌馆看小舅子被阿山手下打伤，拿起匕首追杀金城，都是中远景镜头，让观众似旁观者角度看待人与事。
《悲》片特点之四是架构大，人物多，事件繁杂，视觉效果精确。剧中人际关系复杂，但脉络十分清晰，运镜层次分明，使用不少长镜头，深焦距，大块剪接，把人物放在大环境中观照，达到对当时社会生活以及人们命运的客观描述。剪接上以“气韵”贯穿全片，按片中所传达的情绪来决定取舍，按大段与大段之间的情绪转换衔接。除了置景、道具、服装、化妆与当时社会风貌吻合外，演员的表演、情绪也接近那个时代。
《悲》片特点之五是电影诗化力量强烈，善于用隐喻、象征、对比的手法凸现人物性格、人的命运，社会氛围。如镜头、字幕，将写实性语言提升到诗化电影技巧上，如文清在监狱，靠木柱站立，画外音传来“砰砰”枪声，镜头依然停留在文清特定表情上，采很近的视点，让观众看其内心情感的波澜。中远镜头的运用，画面出现的人物复杂的走位，使影片隐喻性加强，寓意丰富。如日本女子和宽荣的感情牵连，赠送竹剑、诗帖给宽荣，呈现两个
敌对并有着家国仇恨的青年一代，对情感的互相尊重，看到人类美好心灵的一部分。他努力突破过往被仇恨被政治化的人际关系。哑巴文清用笔与别人沟通，虽然编导原来人物设计不是这样，扮主角的香港演员梁朝伟因北京话讲不好，又不会台语，就改为哑巴，算是巧合。当时台湾人和外省人用笔交谈也很平常，而《悲》中文清以哑巴面目出现，隐喻在社会中低下阶层的人没有发言权。又以樱花“在最绚烂时即不犹豫地凋零”的壮丽，自勉“生命就应该这样”，抒发年轻人的理想和抱负。
此外，影片中人物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心理活动，以及语言都富有乡土色彩，诸如婚丧嫁娶，春节、端午节习俗，都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从房屋打门、居室铺榻榻米、家具摆设，又能看到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隐含台湾政治、社会的历史性的改变。
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电影。它作为中国电影首次在世界影展获奖——1989年9月于第46届威尼斯影展中荣获金狮奖，此后又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富金龙尼奖”（人道主义奖）；威尼斯影展自1932年创办以来，除日本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印度萨哲耶雷《大树之歌》（1957年）、日本稻垣浩的《车夫松五郎》（1958年）之后，30年后亚洲电影再次得奖，又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具有世界电影艺术水平的国际影展中得奖，历史证明侯孝贤和张艺谋、陈凯歌等80年代崛起的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成为世界影坛的新宠，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声。《悲情城市》同年获第26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陈松勇）。此片制作费超过3000万元台币，是第一部公开到大陆厦门拍摄外景的台湾影片，并被选去参加奥斯卡外语片金像奖角逐。该片在台湾上映后，创1989年台湾片卖座最高纪录。
（陈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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