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制：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编剧：杜小鸣罗辰生
导演：尹力
摄影：李建国
演员：张萌（饰安建军）张晨（饰刘庆来）范东升（饰雷振山）张国力（饰高老师）
【故事梗概】
善良、宽厚而又缺乏自信心的安建军是四年级的学生。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安大傻子”的外号。为人乖巧的刘庆来和许多同学认为他软弱可欺，常常作弄他。
第11届亚运会再过21天就要在北京隆重开幕了。参加开幕式大型团体操表演的同学们已辛辛苦苦地训练了二年，在编队定员时，安建军、雷振山等几个同学因动作不规范而被刷了下来；刘庆来因要去看台湾来的亲戚主动退出。
安建军受不了这个打击，独自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哭得像泪人似的。刘庆来出了一个歪点子，和安建军、雷振山一起踏着团体操音乐的节拍，怪模怪样地从训练队伍前走过，逗得同学们大笑不止，训练被搅得无法进行下去。
新来的班主任高老师为此事进行了家访。刘庆来的父母在高老师走后，教导儿子不要和安建军混在一起，以免学坏了。安建军的父亲则认为儿子不争气，揍了他一顿。但做父亲的并不理解，儿子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后被刷下来心里是个啥滋味？
雨夜，安建军送高老师回家。一路上，师生俩说着心里话。这个平时不善言辞，很少得到公平待遇的孩子，第一次与老师在心灵上有了沟通。他感到高老师是那样亲切，那样理解他。于是，他们成了好朋友。
一天，安建军用仅有的两元钱买了张奖券。没想到奖券中奖了，他立即将奖金捐给了亚运会。记者采访了安建军，可他不善言辞，羞于表达，连姓名都不肯说。而伶牙俐齿的刘庆来则自报姓名，主动地侃了一通。结果，刘庆来的名字反倒上了报，学校也因此嘉奖了他。刘庆来只字不提事实真象，接受了所有的荣誉；把捐钱的事告诉过同学的安建军却成了吹牛大王，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安建军感到不公平，但只能独自生闷气。
为了气气同院的同学小娟，刘庆来怂恿安建军去偷小娟的练功裤。事发后，刘庆来把责任全推给了安建军。为这事，安建军遭到邻居和同学们的冷眼，就连唯一崇拜他的妹妹都为他难过。高老师理解安建军，鼓励他克服心理障碍，树立起自信心。
离开幕式只有两天半了，但二班的一个同学扭伤了脚而不能参加表演。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想做替补。安建军更是想得到这个难逢的机会。关键时刻，高老师鼓励他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不比别人差”。安建军终于发现并相信自己的力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征服了的所有竞争对手，赢得了参加亚运会团体操表演的权利。
难忘的九月，安建军自豪地挺起胸膛，冲向阳光下的那片绿茵
【评析与欣赏】
在我国电影理论的探索和电影创作的实践中，关于“什么是儿童片”的争论旷日持久，莫衷一是。曾因执导《好爸爸、坏爸爸》而在全国电视评选中多次获奖的尹力，在他的电影处女作《我的九月》创作之初就打定主意，要拍一部纯粹的儿童片，用作品表达自己对儿童片的认识。于是，尹力和他的创作集体，将一个名为《傻老师》的剧本整个推倒重新构置，拾掇成彻头彻尾的孩子戏，表现孩子的生活，揣摸孩子的心理，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把握情节的每个环节。经过4个月含辛茹苦的努力，尹力成功了！拍出了一部圈内人与圈外人、评论家和普通观众、孩子与成人都爱看，都深受感动的真正的儿童片。诚如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郑洞天所指出的那样：《我的九月》“毫无以往一些儿童片的负重感，却于轻描淡写间令我们沉思感喟。这就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引向一条明晰的思路：儿童片能承载的使命是没有极限的。如果承认人和人相通，只要真正写了人，儿童片既然让孩子动心，也能使大人感奋。”
《我的九月》的叙事主线并不复杂。小学生安建军在亚运会团体操的训练中，因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半拍而被刷了下来；买奖券中奖捐款的荣誉又被同学冒认。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些。在老师的帮助下，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重新入选团体操阵容。与此相反，中队干部刘庆来为私事主动退出团体操训练，并因冒顶捐款荣誉而受到报纸和学校的表彰，在全校引起轰动。尽管他的内心不免暂时失去平衡，但在人们心目中，他依然是响当当的三好学生。而安建国如果不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不敢于超越自我，那么“安大傻子”的外号将伴随他唯唯诺诺地度过一生。这就是影片所描述的1990年9月发生在孩子们中间的故事。一个怯懦的孩子逐步走向自强，借助运动会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它们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张力和外延，使影片所显露出的人格冲突的本质，大大地超越了具体时空和背景的囿限。观众在强烈地感受到创作者对铸造未来民族性格的责无旁贷的崇高的使命感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将思绪延伸到更广袤的人格、社会与道德的空间，仿佛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九月，又不止是九月。影片如此丰富的内涵，为赢得更大的心灵共鸣圈提供了可能，而这正是《我的九月》之所以“既能让孩子动心，也能使大人感奋”的奥秘所在。
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将影片拎到一个哲理的高度，而是要找到一种能使观众不知不觉地投入其中，自觉地品味、咀嚼理解这哲理的最佳表现手法。令人欣喜的是。《我的九月》并没有因故作哲人般的深沉状，而使其泛滥着创作者孤芳自赏的情调和小布尔乔亚的娇情。尹力认为那是“一种虚迷、奢华、小的灵巧，丧失了艺术真正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他提醒他的创作伙伴，“不玩花架子，不在折腾题材样式上下功夫，不以尝试新鲜招数引人注目”的创作心态是重要的。“因此，《我的九月》彻底摒弃了艺术上的急功近利，把哲理的思辨融化在一片散淡、洒脱、自由自在的生活流程之中。经创作者精心设计、选择、凝炼而为艺术生活，以一种纷繁、冗杂、重叠、交错的状态呈现于银幕之上，好似一片散淡、无组织的自然生活。而整个影片的情绪线和动作线又不以情节发展为依据而设定，却与作为艺术秩序核心的主人公的内心动作呈同步走向，从而使影片丰富厚实，杂而不乱。这种有组织的无组织形态，构成了《我的九月》真实、自然、充满生活情趣的
纪实风格。
长镜头的纵深调度是构成《我的九月》纪实风格的主要电影语汇。全片只有不多几处用了出画入画的镜头，即使出画以后，也没有下一个入画的剪辑。也就是说，全部都是用纵深调度来完整地表达一种时述，而不用人为的镜头分切来建立银幕上的时空感。以长镜头为主体的叙事语言，既给画面带来了大容量的信息，又保持了时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得以整体地展示人物运动过程及多空间的关系，把观众始终置于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之中。如当安建军将中奖奖金捐出的荣誉被刘庆来冒顶以后，有这样一场戏：安建军坐在教室里，实在受不了同学们的控告和嘲笑，走出教室去找高老师，可教研室空无一人，他十分沮丧，独自一人坐在喧闹的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无意中发现高老师与刘庆来边说边笑地走过来。看到刘庆来不无得意的神情，安建军始而惊异进而痛苦。这时刘庆来似乎也看到他，他下意识地把身体掩进角落里。又如，安建军比武得胜后，兄妹俩从胡同口跑来，跑进前院，又跑进后院，再跑进自家屋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俩欢欣喜悦的心情。然而，正当他们要讲出这好消息时，等待着的却是爸爸关于奖券的质问，兄妹俩从兴奋的顶峰突然跌落下来。这两大段戏，各用一个长镜头，一气呵成，巧妙顺畅。观众跟着镜头的运动，自然而然地进入影片规定的情景之中。而人物连续的身体运动、面部表情的变化以及人物情绪与周围环境的反差，使观众感受到的是人物、人物的内心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流动。这一切又是不显山不露水地隐匿于影片之中，获得了真实细腻、强烈生动的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创作者驾驭长镜头的功力。
与影片的纪实风格相一致，在声音构成上影片以还原生活为准则，强调音响的多重混合和无序性。整部影片声场变化复杂、环境音响不绝于耳，不仅烘托了气氛，有时还直接参与剧情的音响世界。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使用同期声手段，但创作者以一种强烈的同期意识，在后期录音制作时追求一种同期效果，最多处用了20多条声带，使得画面的纪实感与声音的临场感和谐匹配。广播音乐等音响的选择也是有意识的，较好地突出了影片的时效性和时代感。海湾风云、传递圣火的新闻广播等，又使观众联想到住在四合院的中国老百姓，不仅关心邻里间发生的事，同时也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大事。此外，全片的音乐设计则以伴奏性烘托为主，多次采用画内客观音乐不引人注意地向画外的转化。
银幕再现物质世界的直观真实是它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我的九月》毕竟没有回到巴赞本原意义的“真实”上去。跟原型纪实性影片相比，它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都做了精心的编排，甚至还有煽情段落和象征情节。如在戏剧性高潮——“比武”一场，前面用42个镜头层层铺垫，把安建军性格的转折烘托到箭拔弩张之势，然后整整20个镜头的排比，从不同角度为主人公的英姿选型。声音上也作了全片唯一一次主观处理：从现场逐渐过渡到纯音乐的渲染，有声有色地形成了人物升华的精彩段落。在镜头手段上，人物调度和镜头调度相结合的全方位持续运动，使画面经常处于瞬息变化的多景别多构图状态，规范的长镜头的冷眼旁观消失了，代之以孩子般充满激情的主观色彩。然而，这一切依然是真实的。纪实只是一种手法而已，关键是影片紧贴生活，从生活形态中自然发现、选取，貌似生活流程地表现出来。影片从选择故事题材、视角、结构、节奏、每个人物处理的分寸感等，都十分谨慎，没有编造的痕迹。一旦观众相信在银幕上展示的
一切，就自然会产生认同感。而对《我的九月》这样一部时效性和纪实性都很强的影片而言，尤其如此。
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凯歌曾反复强调：“电影应当负起思想的任务。传世的，不朽的作品，一定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的确，《我的九月》也同样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它与陈凯歌的《孩子王》想说的“希望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每个人能够真正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依靠自己去想，去思维，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这绝不只是艺术家们的愿望，也是每一个观众要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陈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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