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朋满座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91年彩色片

摄制：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费明王凤奎

导演：王凤奎

摄影：张仲伟

演员：李志舆（饰年望秋）陈肖依（饰李茹春）谢园（饰钱大宽）

马羚（饰宝玲）

【故事梗概】

90年代的北京城，严局长抢占分配给模范教师年望秋的住房，以羊年结婚不吉利为借口，为儿子突击举行婚礼。邻居个体户大宽、宝玲夫妇打抱不平，想补办婚礼与严局长叫板。同时决定为年老师借来个新娘，突击结婚，决不让新房。他们瞄上的新娘正是电视台“鹊桥”节目主持人茹春。

大宽夫妇以拍电视剧的名义把茹春骗来参加婚礼，他们又告诉年望秋请来的是假新娘专门帮助未婚青年，已经说好了由两人合作上演一出假婚礼。一定争口气要回应给的住房。

第二天，严局长率众在门口迎新娘，钱大宽、年望秋也同时举行婚礼，一个大院，3姓结婚，这院子里就有点儿乱。本来到严家送礼的被大宽的小兄弟拉进了年家；新娘子没来，迎新的鞭炮却稀里糊涂地先放了；停在门口的汽车又被罚了款；新娘子迟迟不肯上车。严局长这里焦头烂额，大宽那哥几个又太没文化也露了馅，只好向茹春交底：结婚是假，演戏是真，只为年老师打一次抱不平。年望秋连连道歉，茹春决定挺身而出，帮忙到底。婚礼上，看到望秋的学生们把各自的荣誉证书组成的大喜字献给老师，人们为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而感动。严家好不容易盼来新娘，迎亲车到，电视台报道以公车迎亲的采访车也同时停下，恰好严局长作了个特权典型。采访车进入酒店又将镜头对准了茹春和年望秋，这一下茹春假戏真做了！

严局长的儿子严启夫妇正在拜高堂，新娘子一眼看见部队的男朋友赶来了，就匆匆迎上前去。男友告诉她，有人打电话说她病了，特地前来探望；她告诉他，为了能过好日子只好放弃理想严母发现儿媳失踪打发人四处寻找，原来新娘子追赶返回部队的男友去了。

欢乐声中，全市的人都为年老师而庆幸，宝玲为大宽生了个儿子，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此时，一辆特快专递邮车给年望秋送来一份邮件，他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把崭新的钥匙，原来，这是市长办公室为祝贺年望秋婚礼特地批给他的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年望秋拿着钥匙说自己用不着那么宽敞的房子，结婚不过是演戏，李菇春却说：老严家才是演戏，她摘下当初做道具用的戒指，希望年望秋为她专门买一个

众人为这对新人的结合而高兴，年望秋和茹春幸福地笑了。

【评析与欣赏】

《高朋满座》是喜剧片，或者说是那种“社会问题”喜剧片，影片公映后，许多观众注意到作品在局部突破了滑稽的局限，而接近幽默层次，显示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趋势。但有关部门和创作者自己却一再强调和肯定作
品的社会意义，有关部门认为影片反映了当今社会知识分子问题，讴歌了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创作者自己则声称影片抨击了党内某些干部的不正之风，讴歌了“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忍辱负重，一生奉献的教师（实际上是塑造了当今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对某些小人物的正义感给予恰当的表现。

如果从文化、审美形态上给以分类，一般情况下，喜剧应属于通俗艺术范畴，但也有例外，如梁赞诺夫的《被遗忘的长笛曲》、《两个人的车站》等等；梁赞诺夫自己就声称，他的喜剧是不纯的喜剧，有些近于常规文艺片，因为无论什么类型的影片都不绝对排斥幽默因素。那么如果按照《高朋满座》创作者自己声称的创作原则和艺术追求，以及某些评论家的分析，《高朋满座》似乎应该是严肃的文艺片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喜剧片了，这种创作与欣赏的错位，反映出我们的喜剧创作目前情况下还没有完全区分开常规文艺片与喜剧片做为一种类型片的不同审美功能和表现技法，创作者有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喜剧片中拼凑一些本应由常规文艺片承担的社会批判内容。当然有意识地进行艺术的杂交是另外一回事，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电影创作的类型观念并不强，类型特点并不突出，目前急切需要的是吆喝什么像什么，什么类型就是什么类型，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分类型一锅煮。这主要是为了满足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随之发展、提高起来的文化需求。也就是说，我国的喜剧影片创作从来就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有人就认为离开讽刺、批判就不会有喜剧。但是现在，多元的文化需求需要我们创作出“纯喜剧片”。喜剧片不一定非有批判不可，换句话说社会批判喜剧只是喜剧片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唯一形式。其实，《高朋满座》的社会批判内容也并不新鲜，其深刻性也远不及《人到中年》等常规文艺片，绝大多数观众喜欢这部冠以喜剧的影片主要的还是被作品那种近于幽默层次的审美效应所激动的结果。

喜剧影片的雅与俗、静与闹不在于创作者挖掘了如何深邃的思想内涵，而在于他使观众领略了多少人生哲理。喜剧的艺术品位和作品承载了多少社会批判内容并无绝对关系。在喜剧这根苗儿还没有发育得像喜剧时就强行“杂交”，只能使喜剧夭折。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能够表现出理性的错位，让观众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喜剧片就可以算作高品位的喜剧片；没有笑声，只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影片就不是喜剧片；让观众时而乐一下，时而感受到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影片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喜剧片创作中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树立类型的观念，才有可能发展喜剧。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王凤奎的《高朋满座》都接近了“幽默”的审美效应，影片引起大家关注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而不是它的“强烈社会批判意识”。

我们所说的幽默是指生活中和艺术中的一种特殊的喜剧因素。幽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幽默是喜剧的别名，狭义的幽默仅指喜剧的一种特殊样式，即：创作主体以比较温和、比较含蓄的手法，通过美与丑的强烈对照，对包含喜剧因素的事物作有意识的理性倒错的反映，具有一种特殊的喜剧情境，并进而创造出一种包含复合情感、充满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意境，使欣赏主体产生会心的笑，来表达美对丑的优势。我们所说的《高朋满座》接近了“幽默”的层次就是指影片因为表现出了一种理性的错位，因而使观众能
够时而发出一种“会心的微笑”，而区别于一般性的滑稽，具有了样式的特殊性。我们总说中国喜剧片不好看，档次不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创作和欣赏总是混淆滑稽与幽默的主要区别，用滑稽代替了狭义的幽默，《高朋满座》的可喜之处就在于它触及到了幽默的边缘，无论创作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幽默所以比滑稽“高级”一点，主要因为它不是通过表演后人为的丑化获得简单的哄堂大笑的效果，而是需要艺术家有意运用暗示、含蓄手法对客体进行“倒错”，使之与欣赏者的“理性”相悖；而欣赏者则必须诉之于理性，采取意会、联想方法将艺术家的“倒错”重新颠倒过来，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效果，即：会心的微笑。这种特殊的审美效果为观赏者进入幽默特有的耐人寻味的意境提供了前提。

《高朋满座》在总体上还处于讽刺、滑稽，处于直接的滑稽审美效应层次，但影片的某些局部则接近了“理性的倒错”，接近了幽默的层次。影片在这些地方的效应是使观众在经过理性的还原后，发出会心的微笑，影片中比较典型的地方是年望秋弹奏电子琴这个段落：3家婚礼上，大宽夫妇的“大款”朋友给他们未来的儿子送来的一台高级进口电子琴，但是这帮很有钱的青年人却没有人会弹琴，创作者已经在这里运用暗示的手法对客体进行“倒错”了。因为按正常的理性，电子琴这玩艺儿是“洋货”，本来应该由最崇尚时髦的青年人演奏，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于是很不“时髦”的年望秋老师说：“我来试试”这种试试也是很正常的，意外的是他在坐下来之后，随手弹的是一曲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我们青年人，有颗火热的心》。这里就采取了典型的“理性的倒错”，由一个不时髦的人弹奏由时髦的个体户赠送的时髦乐器，由一个连媳妇都没有的中年人在90年代弹奏流行于30年前的《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这实在是一种理性的倒错。当我们用意会、联想的方式将这种“倒错”重新颠倒过来之后，当我们以理性的思维领悟了艺术家的真实信念和态度后，影片就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应，我们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只有年望秋这样的人物，才会在青年人的婚礼上演奏30年前的“流行歌曲”——《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这样我们才进入幽默特有的耐人寻味的意境。

——捧腹大笑的是喜剧，但未必是由幽默引发的喜剧；不能引人大笑，而只能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回味无穷的也是喜剧，是以幽默效应为主的喜剧，是一种高层次的喜剧，这种喜剧的创作与欣赏都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机智为前提。《高朋满座》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接近了幽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只不过人们在表达这种感受时却说了一些南辕北辙的，与作品相去甚远的结论。影片中类似情境还有一些，但总体审美效应上主要还是以滑稽为主的，例如大宽夫妇往严局长家泼水；个体户冒充电视台记者；给严局长送礼的人被迎到大宽家；新娘子还没露面，迎亲的鞭炮却放光了，等等。按照中国观众目前的审美水准，以滑稽为主要效应的喜剧还是需要的，例如《阿满系列》就是以滑稽为主要效应的喜剧片，且审美水平极低下，上座率却不低。而纯幽默的喜剧由于需要理性的还原，直接的喜剧效应又不如滑稽喜剧强烈，因此，目前尚不会有更多的观众。根据目前中国观众的喜剧片实际审美水准在滑稽与幽默的结合上作一点实验还是必要的，可行的，但这需要电影家的自觉行动，也需要理论家的正确分析总结，不可帮倒忙，同时也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审美氛围。理论应正确总结实践。

《高朋满座》的实验富有积极意义，影片反映出我们的电影家朦朦胧胧
地感受到了幽默的魅力，感受到了幽默与滑稽结合的可能性，感受到了提高中国喜剧片水准的途径之一可能是在喜剧片创作中融入幽默。理论界应促成这种感觉更“自觉”一些。

（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