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91年彩色片

摄制：台湾

编剧：杨德昌阎鸿亚

导演：杨德昌

摄影：张惠恭





杨顺清





赖铭堂
　 演员：张震（饰小四）杨静怡（饰小明）张国柱（饰张举）金燕玲（饰母亲）

【故事梗概】

某晚，在建国中学夜间部念二年级的小四，躲在附近电影制片厂摄影棚黑暗的灯光架上偷看拍戏，被警卫抓到。小四后和同伴为分散警卫注意力，顺手摸走桌上长手电筒。小四在公园用电筒投照公园暗处，发现公教子弟的“小公园帮派”的成员“滑头”和一个女生接吻。次日，“滑头”的风流事传开，在篮球场小四被“滑头”狠揍了一顿。

一天小四约小明在冰室会面，“滑头”又带一帮人马要教训小四，失踪的哈尼穿着海军服突然出现，“滑头”一伙扭住小四，希望哈尼狠狠揍他一顿，哈尼却下令放了他。哈尼察觉内部“军心”涣散，“滑头”有篡权的野心，他准备联合“万华帮”以此应付内忧外患。哈尼对小明移情，小四也不记恨，哈尼要小四好好照顾小明，小四把哈尼当做心中的偶像。中山堂演唱会居然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滑头”带女友小翠参加，小翠却向小马献媚。哈尼单枪匹马向217帮挑战，山东摆出一副忍让的架势，站在马路旁谈判时，有一辆军车驶来，山东猛把哈尼往车前一推，哈尼当即死在车下。

事后警方判定这是一桩交通事故。小明得知哈尼身亡，大病一场，回到学校，小四想积极面对自己情感责任，鼓起勇气，在军乐队练习嘈杂喧扰中向小明表示，今后他代哈尼照顾她，却遭到小明的回绝。小马开导小四，故意带他跟小翠到公园寻欢作乐，小四痴恋小明，无法接受别的女孩。

小公园帮联合万华帮，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黑夜，摸到217帮的老巢球室，大开杀戒。小四惊恐地用手电筒照到横躺在弹子房的尸体，以及还在挣扎、被砍的山东，拎着菜刀垂死爬过生命最后几步。

一天晚上，小四父亲被警署的人带走。原来有人密告小四的父亲有个老师在大陆，父亲受到审查，在警总关押了多天才释放回家，小四父亲苦闷异常，局里的职位也被解职。校医护士劝小四不要过早谈恋爱，小四叫她不要多管闲事，护士大怒，告到训导主任那里。训导主任挖苦了小四父亲，小四忍无可忍，一棒把训导主任头上的灯泡打碎，结果小四被开除学籍。

小四奔到小马家，要跟他算帐，小马问他：“难道你真的为一个女人和朋友翻脸？”小四恨恨地骂：“我不要听你这种公子哥儿的大道理。”小猫王居中调停，约两人在制片厂会面。小马没来，小四又遇到那个导演，导演问小明哪里去了，让小四转告让她快来拍片。导演说：“她真会演戏，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自然得很。”小四冷冷地抛过一句：“真的假的都分不出来，还搞什么电影！”

被小马背信弃义激怒的小四，潜入小猫家偷来日本式短刀，到牯岭街的旧书夜市去堵小马，小马早先溜走，小明追了上来，小四将刀子藏在身后，
小明把小四手中的小刀抓出来，见是一把利刀，明白了小四的动机，问：“你是来堵小马吗？告诉我，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的！”小四苦苦求她回心转意：“小明，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在乎啊！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了！就像以前的哈尼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忘不了哈尼因为，现在，我就是哈尼！”小明说：“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来改变我，是不是？你太自私了！想改变我（冷笑），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

小明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小四一个突然的动作接近小明。小明张开嘴，没有声音，不知所措的表情。小四拔出刀，又用力地刺上了一刀，小四开始大叫：“你不要脸，没有出息，不要脸啊！”小明想叫，但叫不出声，小四刺第四刀，小明抱着他，到第七刀，小明从小四身上滑下去，倒在地上。

小猫王到看守所探望小四，被警员拒之门外。他留了一封信和一盘录音带给小四，录的是他唱的《阳光灿烂的夏日》。信中说，他录自己唱的这首歌给“猫王”。“猫王”很高兴，说想不到在东方也有人喜欢他的歌。警员骂了一声：“他妈的，什么东西！”把录音带扔进了垃圾箱。

【评析与欣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杰出导演杨德昌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杨德昌在80年代导的《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省视的范围一直据守在人物内心世界与周遭直接接触的环境，《青》、《恐》中尤其以迷惘的都市心灵，反映外界压力宠然巨大，由个人的渺小产生对自己或对环境的无力感，继而造成对人或对社会的伤害，对影响个人巨大的社会环境提出控诉，那么杨德昌这部影片以当时台北少年杀人事件的表面暴力，配合自己外省人第二代的经验，重理那一年代面貌，企图重新审视历史，是人文寻根时的重要溯源方向。这种现象在文学界已有人开拓，在电影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已有突破，杨德昌继往开来的耕耘工作，是台湾电影创作的重要史纪。

杨德昌藉当时轰动一时的少年杀人事件，勾绘出那个时代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底下精神压抑，西潮文化开始浸入的迷惘绝望社会基调，杨德昌以丰富的声音与视觉组合，重新建构了60年代的面貌。独到的现象剖析与深刻的政治暗讽，直指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社会、文化迷狂现象的核心。1949年以后，一大群由大陆移到台湾，不同省市区域、地方文化，在这窄小的空间里互相干扰、互动、箝制、压抑所产生的影响至今，此种社会变貌在台湾文学作品都有很多层面的描述、解释。《悲情城市》以本省人的心态来看1945年至1950年，这段对台湾而言至关重要的转折历史，而1960年前后台湾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历史，仍留下空白，尤其以外省人眼光看这段历史一直没有，电影上近乎空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出现，为那个时代做了补白的工作。

杨德昌勾勒出外省人的处境地位和部分人的生活样貌，小四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代课教师，属于低下公薪阶层；国文教师、挤在眷村的小明舅父，钻营油滑的上海人汪狗，他们多是卑微的市井老百姓；而只有马司令才是既得利益者。

电影记录当时青少年的生活样态，升学压力，对外资讯、交通还封闭的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校园军训规
制着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空气里似乎永远弥漫着某种郁闷压抑的气息。求知和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

杨德昌重视影片结构，设计周密，擅于营造某个画面或某个概念的多义性。人、物、景搭配恰当，感情和整个创作架构非常密切。场面处理得干净、利落。他使用前呼后拥及穿插法，有的事前面先用一点，后面再涌出。比如哈尼的出场，先藉别人口中的传述，来烘托这个人物，等到酝酿成熟才让他出场。类似《红楼梦》的手法，给人强烈的印象。

杨德昌还把音乐中的和声应用到电影结构中，重景深感，在画中人物对话时，不会抹杀外面的车声，前景主角有戏，后景的烘衬也必然要有别的景或人搭配，也擅长用长镜头和广角镜，在一个镜头内能容纳更多的信息。

在细节方面，对青少年、成人角色的处理，颇为特别，它一方面使他们面貌模糊，同时又使他们很清楚，外表上穿着、打扮、口音、帮派都清晰，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社会现象，就是个人是在混乱的状态，只有看到不同地域、省籍的多文化冲突。在成人方面，基本上把那种愤怒、无奈的父亲角色，及认命、无奈的母亲角色呈现得非常清楚。

影片除保有杨德昌过去作品静止的画面、辩证式的景深、丰富质感的魅力，还在于表面上看起来松散的情节，一旦各段情节整体合拢后，传达出60年代初某种徨惑、压抑、焦虑等内在心态。

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和演员，是第一次参与电影工作，受过台湾新电影启示，演员不少受过台湾艺术学院的正规训练。由杨德昌发掘的男女主角张震、杨静怡，恰如其分地自然表演，在台湾年轻演员中有着少见的质感。为台湾电影培养新人开辟新的途径。

此部影片骨干很强，配角比较弱，可能导演为了要符合角色之间的互动方式。

（陈飞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