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大型彩色遮幅式立体声故事片（上下集）
摄制：西安电影制片厂
原著：黄济人
编剧：郑重导
演：李前宽肖桂云
摄影：马德林
美工：王子伟王影兵
作曲：施万春徐万平
主要演员：李法曾（饰杜聿明）郑大年（饰李所长）葛优（饰文强）
赵小锐（饰邱行湘）许守钦（饰黄维）古月（饰毛泽东）
【故事梗概】
1948年三大战役结束，杜聿明、邱行湘等国民党高级被俘将领被关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
在监狱里，战犯们有的顽固不化，有的疑虑重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让他们经历由强制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过程。战犯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庞境塘被勒令剃去胡须。黄维认为“发为血之余”，他身上流的是党国的血，拒绝剃胡须。并就剃须一事骂了原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军统少将处长王少山，一时间，形成陈诚集团与军统团体两派阵势，大有较量一番之势。
战犯管理所李所长发现杜聿明臀部一边大一边小，决定立即让他住院检查治疗。
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犯们的思想中发生了震动，他们各自凭借自己的军事经验，估计着战争的发展。
法院来人，带来原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妻子的离婚报告。李所长建议缓几天，再给对方做做工作。
刘镇湘动手打了日本战犯，遭到了批判。战犯们群情激愤，个个撕开衣裤，展示日本法西斯的累累罪恶。
杨伯涛想就朝鲜战场上美军的装备，性能方面搞个报告，杜聿明愿意和他一起搞。战犯们也挥铲扛袋，将炒好的麦子运往朝鲜战场。
杜聿明康复归来，功德林里气象一新。《新生园地》这块畅所欲言的天地，吸引了众多的战犯。织袜厂、缝纫厂不时传出机器声。
两位外调人员向康泽、沈醉了解叶挺被俘的情况，动手打了罪犯。李所长严厉批评了这两位外调人员。康泽、沈醉及众战犯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所长指着原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的认罪材料，令其交待杀害瞿秋白一事，同时又指出杜聿明的材料里缺乏昆仑关大战的内容。杜有些纳闷，作为人民的罪人，这段历史还要再提吗？
作为历史，缺少哪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杜聿明思绪万千，奋笔疾书昔日昆仑关战场的一幕。宋希濂面对全体战犯，叙述了瞿秋白被害经过。
杜聿明获悉远在大洋彼岸获诺贝尔奖的扬振宁博士是自己的女婿时，激
动不已，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徐远举去世了，管理所举行了严肃的告别会，战犯们细细琢磨悼词中的一字一句。
列车在祖国大地上疾驰。看着一辆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望着威武雄壮的武汉长江大桥，战犯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伟大，新中国美好！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等第一批战犯获赦。周总理、陈毅部长和蒙哥马利元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杜聿明。杜聿明感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全军覆没，缩短了民族苦难的历程。”接着，第二、三批战犯相继获赦。
战犯们终于走出功德林，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评析与欣赏】
《决战之后》是一部纪实性和艺术性巧妙结合的优秀影片。它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昔日不可一世的党国精英如何身败名裂沦为阶下囚，又如何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历程。总观这部影片，真实性当是它最大的艺术特色。
自然，电影作为一门形象艺术，它不可以重现历史的每一个真实细节，更不可能把历史人物塑造得形神毕肖，它的所谓真实，便在于根据有限的历史材料，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以及导演、演员合理的想象和艺术的创造，使其接近历史，神似于历史，从而重现历史，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这部影片，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对人物的真实、情节的真实，把握得相当有分寸。
塑造形象是电影艺术最基本的要求。而对于这部影片，难点不在于如何塑造，而在于如何认识历史人物，再现历史事件。
历史仿佛一面镜子，又像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面对着它，我们便可以知道现在和将来。而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历史的罪人”，如何看待他们，评价他们，这是很难把握的主题。这部影片，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以后来人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过的历史“罪人”，突出了他们的“坏”，又突出他们是“人”，力求客观、公允，使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趋于完整，使一个个有功有过、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重新以人的姿态出现在观众眼中，任后人思索、评说。
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大员。他们中有拥兵一方的司令，有举足轻重的军政要员，还有罪恶深重的特务，有为非作歹的封建军阀。如何用艺术形象来塑造这些向来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有罪之人，如何来真实生动地记叙他们悔过自新的过程，作为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摆在了导演的面前。
在影片中，导演巧妙地把各具特色的人物安排在一起，让他们各人都有“戏”，又把那些颇具说服力又零散的事件拼接在一起，以杜聿明、黄维为主角，在三个多钟头内，为我们重现了一场战争之外的战争。
影片的主要人物杜聿明，众所周知是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将领，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在抗日战争中，曾指挥过昆仑关大战并取得了胜利。他效忠党国，笃信三民主义，坚决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为敌。同时又痛恨党内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淮海战役中，他拒不投降，还撕毁毛泽东写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甚至被俘之后仍然消极抵抗、企图自杀。对于这样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影片处理得相当的准确，既突出他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又显示他作为儒将，理智、自尊、有才干、重情谊等性格特点，使其以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影片一开始，便是杜被押往功德林的情景，他一身重刑具，差点跌倒，被一名解放军战士扶住时，他粗暴地推开他，傲然地上了吉普车。这个细节虽不重要，却恰当地显示了杜的冷峻和自尊，以及对国民党惨败的不服。他患了重病，却默默忍受，当李所长发现后，为他安排住院治疗，并买来贵重药材为其治病。这无疑给他强硬又疑惧的心中吹来了一缕和风。而他毕竟有信仰、有尊严，并不会为此而“叛党投降”。当黄维和他谈到投降时，他依然十分强硬。直到李所长向他提及昆仑关之战时，他惊讶得无法自持，心中对共产党的成见才慢慢转变，开始由衷地佩服起共产党人来。而后来的被赦、人民大会堂的接见，自然使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刻，同时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失败这一事实。
历史证明：打败一个人很容易，而要使他彻底屈服却并非易事，在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影片着重描写了杜思想发展变化的几个步骤，实事求是，层层深入，使整个环节有情有理，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说服力。
影片在描写杜思想转变的过程的同时，又很注重对其性格、风度的再现。影片中，杜沉默、持重，一举一动都显出他儒将特有的风范。比如，狱中兄弟们互相争斗，他冷冷地吐出“献丑”二字，把他对派系之争的愤恨，对难兄难弟张狂无聊的蔑视，很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同时正体现了他的理智、冷静，使人不由得赞叹他的大将风度。
片中另一重要人物当推黄维，黄曾任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司令，是个性格耿直，敢说敢做，又强硬好斗的武夫。影片在表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时，亦着重塑造了他的人物形象。当文强抗议自己不该受此待遇时，黄“啪”地把书掷在地上，说：“打胜了就是‘人民的领袖’。打败了就是‘人民的公敌’！有本事各退30里，摆开阵势重打一次！”以及他发表的对胡须的言论，和后来交上的永动机设计方案，都体现了他性格的耿直——对改造政策的消极对抗，对国民党的愚忠。当妻子告诉他国民党对他们母子的不公时，他又气又愧，说：“我是恶人，无颜见妻儿”。他此刻的心情自然是懊悔自己的战败，又在愤恨国民党政府的薄情寡义。黄虽然一直在默默地对抗着，但顽疾的根治，政府的关怀，无一不在震动着他的心。而当他看到共产党对徐远举的评价、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杜聿明等人的获赦，果园的劳动体验，他对共产党的偏见和疑虑便渐渐消失了，也开始思考起来。
影片中，邱行湘、康泽、沈醉、徐远举等人的塑造也相当成功，影片一方面刻划他们从不可一世的党国要员到身陷囹圄的失落，对共产党的疑虑和不满；另一方面又刻划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喜怒哀乐，并把两者巧妙结合，使每个人物都有性格、有特征。比如，对邱行湘，影片既表现他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又表现他的民族正义及硬汉式的多情；对徐远举，既刻划他的凶狠残忍，又表现他未泯的人性及良心发现时的忏悔。这些处理，不生硬，不雷同，有层次，有变化，使每个形象都在故事中运动，为发展和深化主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对人物处理方面，作者十分注重人物的特殊身份，并赋予其恰当的语言和行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在战犯中激起千层波浪，不同的人不同的表现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他们的心态。对徐远举悼词的慎重，在果园劳动时的所悟，都很恰当地揭示他们的心理及思想的转变。
影片在以客观再现的手法处理人物时，也很注意对情节的真实性描写。
在真实再现历史事件时，影片很注重不同事件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发展状况。
比如对杜聿明，起初的强硬、接着的默默对抗、思想震颤、疑团的顿逝、积极地投入，都描写得有层次、有变化，即符合影片情节的需要，又符合历史的真实，对其他人物的转变，影片也没做机械化的处理，有先后，有特点，有变化，虽不像写杜那么浓墨重彩，也显得真实可信，难怪片中人物，当年曾在功德林中生活过10年的沈醉，看了影片，感慨地说，是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奇迹，而“出现这一历史上没有过的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请从《决战之后》这部影片中去找答案！”
看了电影，观众们也在惊叹：“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不是电影创造的，纵然，这与它的真实生动有关，而最终根源却在于我们党的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对于缴械了的敌人，要彻底地改造他们的思想，机枪、大炮是无用的。我们是要痛打落水狗呢，还是耐心地用事实和真理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历史及中国的方向？我们党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公正地评判历史，宽大、坦诚地来对待这些“历史罪人”，终于使这些党国要员们沦为阶下囚之后，又很快转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有的甚至作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历史是公正的，对待历史及其人物，更应该是公正的，站在真实的历史面前，许多雄辩的道理甚至无需多讲。
这部影片除了人物、情节及思想的真实性之外，还有两个地方不容忽视。一，语言朴实贴切。总观全片，几乎很少长篇大论，更少豪言壮语，而对主要人物的语言处理尤其精妙，如：军统派系和陈诚派系争斗时，杜聿明和沈醉的评价都只有两个字，“献丑”、“愚蠢”。这4个字贴切体现了他们的冷静、明智、识时务，又显示了两人不同的内心世界，十分能体现他们的身份和特征。还有李所长那句声音不大，却意味深长的“做为历史，缺少哪一部分都不完整”的话，更是言简意赅，一语千金，很能打动主人公、甚至观众的心。二，个别镜头的艺术化处理。李所长向杜提问应补充的材料时，杜低着头，压抑着声音，心里的不满及愤懑很恰切地表现了出来，当李所长说出“昆仑关大战”5个字时，杜惊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听了李所长的解释时，禁不住抬起头，望着李所长。此时对影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戏，话虽不多，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需要人物相当准确地把握，在这里，影片处理得相当细致、生动。在演安葬李世魁将军的一场戏中，祭奠的鸣枪声、敢死队员高举大刀在头顶抖动致礼的哗哗声，以及在硝烟中盘旋飞舞的鸽群，使整个沉重的画面生动、感人，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象征意味，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历史巨片。影片采用艺术手段，用形象化的语言，真实生动地再现一场险象环生，真挚感人的战斗之外的战斗，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得到了深刻的历史教育。
（郑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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