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制：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王兴东
导演：宋江波
摄影：张松平
演员：巍子（饰蒋筑英）奚美娟（饰路长琴）
【故事梗概】
长春光机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又要出差赴成都验收软X光真实模拟装置去了，行前，他的妻子路长琴为他理了发，他一边理发一边辅导女儿读英语，告诉儿子要听妈妈的话。
蒋筑英6月13日起程。6月15日，一纸电文飞回长春：蒋筑英在成都突然病逝！这个噩耗来得太突然了，光机所赵书记和全所的同志都不愿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他们考虑再三决定只说蒋筑英生病，由他的生前好友罗肯夫妇分别护送蒋筑英妻子路长琴和一对儿女赶赴成都。
由长春到成都的3960公里长途中，路长琴思绪万千，罗肯强忍心中悲痛，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那是在一次授课中，学生司马森问起蒋筑英一个私人问题，他为什么放弃条件优越的地方而选择了长春？蒋筑英深情地朗诵起闻一多的《红烛》，他勉励学生要像红烛一样燃烧、发光，不要做候鸟，哪暖往哪儿飞。归家路上，他告诉路长琴，和这些学生在一起，你就不能不像个孩子。
与外商进行的谈判桌上，蒋筑英以他的才华和自尊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为国家挽回几十万美元的损失。
十几年来，蒋筑英的父亲被错划为反革命，蒋筑英也一直背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入党，还要忍受别人的误解与同情。这种对人的不尊重，深深地刺激着他的心灵，为了靠近组织，他公开申明和父亲划清界限，却又忍不住迢迢数千里去探望老父。他教育儿女，从小就要讲认真，不能马马虎虎对待人，对待一切和人有关的事物。蒋筑英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这样去做，他自己的住房也不宽敞，却为别人的住房困难而打抱不平；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挤不上公共汽车，他拦下朋友的小车送她准时上班；学生司马森写了论文，很有价值却没人肯发表，不得已，他只好署上老师蒋筑英的名字，文章果然发表了，却引起蒋筑英的勃然大怒，他不能容忍任何沽名钓誉的行为，但当他仔细读了论文，发现了其中的闪光之处时，他主动冒雨连夜向学生道歉，但坚持只署学生的名字，他诚恳地说，我不能沾学生的光
成都终于到了，路长琴与一对儿女的种种疑虑都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他们捧回蒋筑英的骨灰。莘莘学子手持红烛悼念这位如同蜡烛一样两头燃烧的科学工作者。
【评析与欣赏】
《蒋筑英》是宋江波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这是以长春光机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英年早逝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部“主旋律”作品。影片获得极好的社会效益，整个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对影片的肯定主要
集中于影片的社会意义、认识价值，而忽略了作品在表现我们这个社会“先进人物”，在肯定社会正面价值时所体现出的艺术上的闪光、人的闪光。
每一部常规艺术片都有着事实上的社会效益，但影片《蒋筑英》所以能在屡见不鲜的、诸多表现“先进人物”的影片中取得突破，甚至被认为超过《焦裕禄》等已有定论的影片，主要因为它突破了此前同类题材影视作品只以揭示道德社会层次问题为满足的创作倾向，而达到了“人生的”层次。
我们都知道，艺术创作是分为几个不同层次的，有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能够进入极高的艺术层次，有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则注定无法达到很高的艺术层次，这应该是艺术品高下真伪的重要区别。
一般情况下，艺术创作可分为：真实的层次，道德是非的层次，社会必然性的层次，和人生的层次，而人生的层次应该是艺术创作最高的层次，达到这个层次的作品就具有了无限的涵盖性，就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层次，真实的层次是相对于虚假，肤浅到零碎而言的，这需要艺术家突破世俗的观念、旧的思想方式的封闭，和“标新立异”的胆识才能达到这一层次。例如：我们指出一个女改革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着和普通人一样欲求的正常人；我们指出一位在历史上有伟大业绩的人，在个人品质上却是个卑下的小人；或者我们指出一个个人品格无懈可击、堪为楷模的伟人，却没有对促进历史发展做出真正的应有贡献，这都具有对世俗突破的意义，进入了真实的层次。我们的某些影视表现正面英雄或模范人物的作品在突破文化专制主义之后，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某些反映女改革家的影片，就曾经努力反映出她们在投身于事业的同时也有着常人的苦闷和常人的习性。例如，她们也喝酒，也抽烟，也骂人，也会闹离婚。但由于某些艺术家，以为达到真实的途径只是如实描绘，只是生活实事的拼凑，结果他们塑造出的形象仍免不了肤浅、虚假、零碎，而只停留在事实的层次。例如：我们的社会和影视节目中都在宣传妇女走向社会，成就事业就要“冲破家庭与婚姻的束缚”，也确有相当多的女改革家、女事业家因为工作而造成家庭与婚姻的不幸，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还不能说是具有了艺术发现的眼光。其实，因事业而造成婚姻家庭不幸的事例确是客观存在，但婚姻和家庭可不绝对是事业的阻碍，而是基础，也没有必要一搞事业就冲破。发现真实的眼光一定要有穿透力，不能过于狭窄。
艺术创作的第二个层次，道德是非的层次，应该是艺术家力图抑恶扬善的主体心灵对客观真实情况的裁处。例如：我们的某一次大型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在表现伞兵跳伞的准确无误时，使用了五彩缤纷的大气球来做为着地点，结果这些连着人们许多美丽遐思的气球都被我们的勇士毫不吝惜地踩碎了，如果艺术家无保留地肯定这种行为，观众恐怕就难以用审美的眼光愉快地接受这一事实。艺术家应该超乎常人而带有艺术的眼光，同时又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评价的层次上，因为那还太浅显，而我们的许多反映模范人物的作品就因为在这个层次驻足不前而显得层次太低，艺术家还应该向社会必然性的层次迈进。
所谓社会必然性的层次是指那引起超乎具体道德规范之外的宏大而苍茫的社会命题的发现。在艺术中，不能简单地划分好坏的那些部位，常常是极具魅力的重要部位，人生最大的悲壮就在于人要时时面对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而艺术家要拥抱世界，要表现道德之外的宏大命题就必然涉及社会的必
然性。但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和社会必然性的层次，过去我们的许多正面歌颂模范人物的影视作品总是在这两个层次上驻足不前，因此，无论手法、技法上如何翻新都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例如：我们的某些影视作品常常是设计出影片的主人公在个人道德品质上毫无瑕疵，爱惜人才、廉洁奉公，私生活忠贞纯洁，为事业压抑正当的人的欲求，扶老携幼，尊师重教；而在事业上他也总会最终成为百姓的救星，解决别人所无法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为老百姓改造危房，使家乡改变面貌，批判了官僚主义，救活了一个工厂等等，他们成了个人品质高尚，拯救社会的青天大老爷。这是我们诸多表现社会先进人物影片的根本缺憾所在，艺术家只满足于通过一个或几个头上带有道德光环的英雄模范，在虚幻的艺术世界中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并以此为满足，这既违背艺术的本性，又很虚假、肤浅，此类题材影片受到人们实际上的冷遇就可以理解了。
艺术作品产生激动人心的魔力就一定要超越真实、道德和社会必然的层次而达到人生价值的发现。宋江波的影片《蒋筑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涵盖了真实、道德和社会必然层次而接近了人生价值层次，从而使影片比之于以往的国产片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传记片高出一筹，不同凡响。艺术，不能以真为归结，不能以善为归结，只有在人生价值的评判上，它才能获得美的真正的内涵。先进人物的传记最容易归结到道德和社会的层次，但是，先进人物的传记片最应该上升到人生价值的层次，连接着对人生的品味和思索。《蒋筑英》就具有这个特点。
影片《蒋筑英》并没有完全回避道德的评价，这一方面因为同名原型的病逝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震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或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而是因为他的英年早逝。这就给电影创作留下了一个难题，也迫使艺术家不得不通过常事的善恶判断去表现人物，但是《蒋筑英》的创作者高明就高明在他们没有停留在道德和社会层次上，他们不满足于通过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死，呼吁社会关心科学家这样一个简单的别人早已说过的社会命题。而是超越这些层次，从蒋筑英那执著不倦的一生使观众悟出某些带有人生况味的意蕴。人生，是人的动态发展流程，蒋筑英的一生体现出那种人生自我选择的长链。他始终背负着家庭出身不好，需要自觉改造的十字架，他又对科学，对正义与善良，对人有着美好的向往，这是他自觉往自身上背的另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沉重的人生，是一个像两头点的蜡烛一样苦苦熬煎的人生。而蒋的悲剧是：这种熬煎既有外在的社会压力，也是他在传统文明压抑下的“自觉”行为，影片中几次出现的“候鸟”的画面，和人们在蒋筑英身后关于候鸟的思索就带有浓重的人生况味。它在影片中的作用和《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作用略有不同，除了起到叙事作用外，还兼有表意，揭示心理情绪的功能。蒋筑英不喜欢候鸟那种哪儿温暖就到哪儿去的习性，但是人和候鸟一样，毕竟残留着向光、向热的习性。当蒋筑英仰望长空雁群发出人生感慨时，我们又该从他的一生获得什么感悟？蒋筑英毅然放弃优厚条件而改报王大珩的研究生是不是一种向光性在起作用？蒋筑英的一生是一个以传统人格为主导性格又兼有现代人格的复杂、矛盾的一生，这样的人生是值得人们深长品味的，人生的意蕴，是《蒋筑英》也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追求的极致。
看了《蒋筑英》人们也许不会认为这部作品和当年的《城市假面舞会》是同一创作者。这部影片的戏剧冲突比较强烈，很“煽情”。但影片技法却
很平实，在结构作品时很少用技巧，即使如候鸟的镜头也是直接切入，显得顺畅、平实、自然，艺术上近于炉火纯青了。
（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