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人生_电影故事梗概|评析与欣赏

1993年彩色片

摄制：台湾

编剧：吴念真朱天文

导演：侯孝贤

摄影：李屏宾

演员：李天禄（饰青年李天禄）蔡振南（饰许全木）杨丽音（饰丽珠）

【故事梗概】

李天禄在1910年出生，是清宣统二年，也是明治四十二年。因为他父亲是赘婿，天禄得交“猪母税”跟母姓李，其母亦为养妇，祖父李火希望孙子能得天厚爱，一辈子福禄不尽，取名“天禄”。算命说他命硬，不能直接称呼父母为爹娘，必须改口“阿叔，阿婶”。天禄7岁，每天拖着长辫子进叔公私塾“同文斋”，读三字经和四书，给日后他戏剧生涯打下汉文基础。

16岁，父亲叫天禄赶回台北，当面交代以后在山里赚得钱可以自己留用，但要把祖母带走抚养。原来天禄祖母与继母合不来，投靠与前夫亲生的儿女，说也奇怪，她儿子原来在台北桥头挑砖块，身体健壮，祖母住到他家，刚过完她的70大寿，这个儿子得了“垂肠”，第二天尸体就从医院抬回来。她搬到孙子家，孙子是走船人，不到4个月，也暴毙身亡。她再搬到女儿那里，女儿收养一个养女，也是这家唯一希望，女儿想靠她招婿，天禄祖母去住了11天，这个养女也病倒了，其女儿看不对劲，赶忙把母亲带回还给天禄父亲。没想到第二天，天禄的继母也犯病。天禄父亲出下策，让天禄带去。祖母跟天禄一年多，一天叫天禄给她买土豆花生糖吃，天禄未允，祖母摔倒卧床不起。有个老头对天禄说：“少年仔！幸好你是魁星命，若不是你带魁公，早就被阿妈克死。”并对天禄讲，只要天禄离开她的身旁，“她马上就会死翘翘”。果然那天，日本警察叫他去演戏庆贺日皇生日的“天长节”，天禄刚到警察分局门口，警察就告诉天禄，他的祖母已经归天。

20岁那年，加入“乐花园”布袋戏团，同伙要撮合他和班主女儿阿茶结婚，班主有上门的女婿，又有事业的帮手，岂不是上苍的美意。天禄回家将这消息告知父亲，父亲听完破口大骂，骂他为什么自作主张给别人入赘，天禄心里很急，问他怎样处理才对，没想到父亲答案竟然也是叫他入赘，对象是他一个在北门开药店的朋友，可是那药店老板的女儿奇丑无比，天禄火冒三丈，说“我有眼睛自己可以看路！”父亲说：“好！你若敢入赘陈家，我就拗断你两只脚骨！”天禄不顾家里的反对，与阿茶结婚。但夫妇都自幼丧母，个性倔强孤僻，成了他们婚姻的致命伤。22岁那年，天禄决定自己另组戏班，称“亦宛然”，意思是表达掌中戏的趣味和意义，“木头有灵应知我，十指能演百万兵”，戏中的一切都好像真实的人生，而人生也不过是戏台上的一场演出。

七·七事变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天禄停止“亦宛然”的演出。应朋友之约到台中“红玉歌剧团”（歌仔戏班）当导演和演员。一天在台中“舞乐台”门口帮收票，有一位小姐等她同伴买票，请天禄抽日据时期最贵的香烟，天禄从其举止知道是风尘女子，天禄托人探知此女是二十番
“荣花园”的姑娘，名叫丽珠，便约一戏班人同去，受到丽珠的款待，自后丽珠与天禄成为露水鸳鸯，丽珠经常汇款接济天禄的家庭。一天丽珠托人说，她因祖母病重赶回台北，叫天禄到她那里看管东西。天禄去了，却有娇滴滴的荣花园红牌姑娘要进屋与他共眠，天禄拒绝。待天禄要睡，丽珠进来，原来丽珠串通好，试探天禄对她是否真心，其后，丽珠还跟天禄的戏班去埔里，有人说天禄拐跑丽珠。自埔里回来，丽珠跟李天禄到二十番各处点烟，把那些女人嘴巴堵住。

日本殖民者成立“皇民奉公会”，职业剧团都要出演日本剧，天禄和徒弟只好参加日本殖民当局的木偶宣传队，演“时代布袋戏”，备受礼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文山郡日本警察课课长，要天禄参加日本人组织的“英美击灭催进队”，每月120元薪金，儿子可以在队里当小差。利用他的布袋戏班作宣传。适逢一山地青年叫岛奇当日本的通信兵，有一天发现美英情报站在山林里偷设通信电线，就把电线切断，被英美的人发现打死，日本人把这事编成宣传剧《南洋战争》。也让天禄用布袋戏形式表演。1945年日本投降，老文人高兴之际，痛饮一番，疏散处分配给天禄住处正好是一家棺材店，老丈人喝醉酒，就躺在棺材里睡，得了疟疾，又传染给天禄刚出生两三个月的小儿子，先后不治去世。天禄也染此重疾，拖着重病，携妻子和两个儿子返回台北。为生活计，带着疾病，参加徒弟戏班的演出。

文山郡的日本川上课长来和天禄辞行，告诉天禄，台湾是他的第二故乡。当时滨江街靠近飞机场，留下一批遭日本人破坏过的飞机，一些人把铝片敲下卖给古物店，换钱请戏，使得戏班人生活有着，李天禄重振“亦宛然”出台演出。

【评析与欣赏】

以客观视点重塑日据时期台湾庶民生活史。《戏梦人生》所叙述的事件，时间上连贯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殖民历史，在空间上，主角李天禄则穿梭台湾北部中部东西部的城市及村落，主角经历了婴儿、小孩、成年人3个人生阶段。整部影片形成3种视点：主角李天禄回叙的主观视点，观众介入时而疏离的旁观视点，导演的俯视式的客观视点，观照李天禄——一位台湾民间艺人，在整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台湾传统家庭及其周遭的人生百态、中国传统文化和日本文化交汇、台湾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的变化过程。导演取李天禄1910年至1946年间日据时期的活动状况，叙述他面临生活上的很多障碍、挫折、困顿，所采取的生活态度。导演用戏剧性的形式，用电影情节，呈现导演对那个时代的人在生活态度上，或在价值观上的态度。人们所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台湾人的生活，一群认命的台湾人（包括李天禄），他们在外族殖民统治底下，无奈地活着，被一种未知的命运所操控，对生命不能自己。虽然是民俗戏偶大师的一生传记电影，它又不像过往中外传记片，以人的经历、遭遇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内涵和力量，以时代的变幻更迭来观照人的伟大或渺小。我们在侯孝贤镜头下看到的人物和世事，人和自然的不分彼此，在群山万岭中，人尤其显得渺小，人对外来的压力竟是无怨无悔地默默承受，在平淡的来去中化为一种苦涩的美感。

影片成功地追溯台湾日据时期的人文景观，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看历史和台湾社会中的人的复杂性。影片中不是如过往政治史学家那样，对外侵者不分清红皂白，一概把外侵者都当民族敌人看待，和《悲情城市》类似，侯
导演的电影中把底下阶层的日本民众与底层的敌伪机构的人员，未必都视为罪恶满贯的敌人。虽然国籍及政治主导使日本与台湾成为对立，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仍是超国籍及政治的。军国主义，与在日本殖民机构的任职人员，有所区别。《悲情城市》中日本人小川校长抗拒被遣送回日本，女儿静子也在抱歉及告别声中，将自己最心爱的衣服和哥哥的竹剑留给台湾的朋友和恋人，意蕴父女俩对台湾的依恋，充分说明了创作者对日本人的宽容和了解，让人们也看到日本人的悲剧。而《戏》中的中山郡课长虽是要利用天禄为日皇作宣传，但他不是青面獠牙的刽子手。这与过往台湾官方政宣教科书宣传的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及民间有关日据时代台湾抗日运动的书籍所描绘的日本人形象，大不相同。现实中许多老一辈台湾人，面对国民党当局官员贪赃枉法、官僚、腐败，反而对过去一些日本警察执法认真，态度严肃，在公务上毫无偏袒徇私都带有一种怀旧的情绪。《戏》中，警察课长器重李天禄，重视他的看法，对颓靡不振粗俗的日本警察训斥，甚至在自己的家里宴请李天禄，尊之为名师，自动表白对台湾的眷爱，将台湾视为第二故乡，对日本人没有以种族主义的心态刻意给予贬低。较客观提及日本统治者中有的人清廉的一面。重新诠释台湾人和日本人关系的多面性，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侯孝贤的电影以家庭为中心，都以家庭的兴衰转变，祖孙情结做为叙事的内涵。一般父亲多处于边沿或阴暗角落的不显眼位置，或鲜少走动，或患疾病。女人多摆在次要地位，或只是陪衬，她们通常在镜框内外，匆忙进出，面貌性格模糊。而把祖孙多置于画面中心，呈现出独特的祖孙情结。《童年往事》里的父亲，和《风柜来的人》类似，总是坐在藤椅上，而《戏》片中，天禄的生父梦冬，他称阿叔。天禄出生办满月，长大后念私塾接天禄回家，多是祖父。天禄有劣行，长辈对其斥责，父亲虽与祖父并坐，但却被壁板遮盖，而祖父在最显眼的地位。祖父过世后，父亲在画面中心吃饭，当天禄受继母排斥，父亲却不能在场庇护。到了父亲去世，天禄自己做了父亲，父子间的感情也很淡漠，勉强有父子共同出场的戏，像儿子阿煌钓香鱼被捉到警察局，天禄去认领，事后回家一起吃饭。诸多场合亲情都悬系在祖孙之间的关系上，《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童年往事》是如此，祖父或祖母多是具有美好传统道德的一面，壮实健谈，而富有人生哲理，对子孙总是宽厚、仁慈、爱护备至。在《戏》片中，更是重复了一贯的祖孙亲情，这是做为电影作者侯孝贤，对中国传统伦理观、文化观内省后的独特的艺术构思。

《戏梦人生》超越侯孝贤过往所拍的电影，其惯用的沉、缓、静、谧的叙事风格，和李天禄不卑、不疾、不复的现身说白遥相呼应。讲究画面构图和精确的写实的考证，使得摄影和美术格外突出。侯孝贤大胆地使用李天禄大师本人的口述，穿插过场，是全片创新之处，传记式的叙述结构，穿插李天禄的现身说法，时空交错，拉近历史与现代的距离，做到风格和手法的完整统一。

此片只有100个镜头，叙事节制、精简。擅长使用远景及全景，将摄影机固置不动地长拍，由于台湾专业演员不多，美术、技术各方面的限制，使得摄影机不能太靠近演员，自然地把镜头摆远一点，让演员进入，把固定的时空情境制造出来。影片大量辅以人物出入镜，经营纵深及画内外音的对比技巧，并且对所提供的情境留有很多空白，像中国国画里的留白。以及镜框内与镜框外空间的延续性，门板、木墙、窗棂隔间的不同构图及层次，强化
了空间的结构的繁复性，都酝酿出丰富的画面的意义，产生画面焦点。大量的远镜头及长镜头，有意避免观众的观影情绪受到镜头及导演的左右。藉由景深镜头，将远近的景物都清晰地呈现，就历史再现的层面而言，也拟真地赋予再现的真实性及可信度。在户外的镜头，着墨于蓝天远山，绿树红屋的诗意。由空镜头或与情节关联的外景，并非壮观宏伟，或奇诡怪异来衬托情节，而是以一种与中国天人合一的道家视野相融的境界，来渲染剧中人物的心境。正如侯孝贤自己所说的：“我的电影在欧洲是非常独特的，不仅是长镜头，其实是说故事的形态跟结构，也就是角度，这个角度跟空间是国外所没有的，我的电影比较接近道家，它没有答案，只是对人，对一口气，一种咏叹，讲得比较容易了解的是一种心情，一种省思”（见台湾《电影欣赏》1993年7、8月号，总第64期）。

根据台湾老式建筑的光源是来自天井，或屋顶上的玻璃投射下来的特点，影片在色调上压暗，表现台湾居宅的阴暗、古旧，但又深远、稠密的神彩。

（陈飞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