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彩色片
摄制：长春电影制片厂
编剧：张笑天
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张夷非
摄影：李力
主要演员：古月（饰毛泽东）孙飞虎（饰蒋介石）黄凯（饰周恩来）
李法曾（饰张治中）胡慧中（饰童欣）
【故事梗概】
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沉浸在抗战胜利的一派喜庆之中。
但是，民族战争胜利的喜悦，并没有驱散人们心中对国内前途的隐忧。
尽管和平建国的呼声极为高涨，但内战的危险也愈加逼近。
在国民党内部，以陈立夫、白崇禧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时机难得，应趁此机会一举消灭共产党。可他们万万没料到，蒋介石居然提出请毛泽东来重庆和平谈判，并一连发出了三封邀请电报。戴笠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敢来渝，他揣摩蒋介石的心思是想借机除掉异己，但受到了蒋的呵斥。其实蒋介石也未必真的希望毛泽东来渝，所谓“和谈”，仅仅是迫于国际压力而作的表面文章，他想如果毛泽东果真不来，就可以此作为中共没有和平诚意的口实。
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战友们对此疑虑重重。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只有去和谈，才能取信于天下。针对蒋介石一面亮出和平的橄榄枝、一面命令军队向上党解放区进攻的“和平把戏”态度，毛泽东对他的战友们说：“他有两手，我们也有两手”；并认为邓小平在前方的反击战打得越漂亮，他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中共上层终于统一了意见。临行前，毛泽东把去重庆期间的中央工作交给了刘少奇，并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放手工作，不要考虑我的安全，我身边有恩来。”
中共的决定，多少使蒋介石有些尴尬。他一边考虑对策，一边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政治部长张治中去延安接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张治中是周恩来多年的朋友，周恩来向他坦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赴渝安全问题的担心。张治中拍着胸脯说：“有我文白在，就有你的毛先生在。”
毛泽东即将抵渝的消息，成了重庆的头号新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却接到总统侍从室二处处长陈布雷的电话，要求不发社论，低调处理。女记者童欣不顾社长和总主笔的劝阻，执意即使以个人的名义也要前往机场采访。
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早已聚集了各界要人。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来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走出机舱，向人群挥手致意。在此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蜂拥般地围过来，童欣机灵地挤到前面抢先发问：“请问毛先生你不怕是‘鸿门宴’吗？”毛泽东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回答：“你这样发问，是贬低了蒋先生一番美意。面对四万万民众，他会摆‘鸿门宴’吗？我第一个不信。”
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与毛泽东作了礼节性的会见。自第一次国共合
作之后，两个敌对了19年的两党首脑，终于有了一次历史性的握手。但分手之后，他们的内心都并不轻松。当晚，蒋介石显得心神不定，甚至迁怒于孙子；而毛泽东则在下榻的桂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第二天早晨，雾霭清淡，小鸟啁啾。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竹林小径不期而遇。两人谈古论今，见景抒情。当他们同时发现对方手中都拿着一卷《资治通鉴》时，不禁抚掌大笑。毛泽东机敏地把话题引到了即将开始的谈判，希望国民党以诚相见，而蒋介石却把话岔了开去。
谈判终于拉开了帷幕。中共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正式出席，而国民党方面却未见蒋介石的到来，只派了四川省主席张群和张治中等几位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率先向对方提出了停止内战等八条谈判要点，然而对方根本不承认有“内战”存在。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之事实，使得张群等人十分尴尬。在以后的几次会谈中，蒋介石给他的代表们下了“一统的国家、一统的政府、一统的军令”三点指示，强调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条件十分苛刻。围绕军队的编制和解放区的地盘问题，双方的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蒋介石暗中加紧部署内战活动，命令陈布雷重印《剿匪手册》，并命阎锡山所部三个军加速进攻上党地区。对此，中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刘伯承、邓小平督率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力还击，寸土必争。
谈判在艰难地继续着。为了争取民心，团结各界人士，毛泽东在重庆广交朋友。他还在童欣的帮助下去张自忠将军家拜访了张母。在与张母交谈时，童欣提示毛泽东：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新四军所建的解放区就在南京周围，蒋介石放心不下。这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沉思。回到住处，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共代表团可以作出更大的让步，包括让出若干解放区和将军队的数量减少一半。
谈判有了转机。而国民党军队在上党战役中的失利，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在重庆桂园签下了寄托着沉重的和平梦想的“双十协定”。
毛泽东结束了40余日的重庆之行，即将返回延安。在登上飞机舷梯的刹那间，他又一次向欢送他的人群挥起了考克帽
【评析与欣赏】
本片在公映当年引起较大的轰动。它曾经为我们带来过一种不期而至的喜悦。
作为一部历史影片，本片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写历史”的新鲜经验。应当申明的是，我们不是“历史不可知”论者。但我们确实对十分耳熟的所谓“真实地再现历史”深表怀疑。在我们看来，所有的被现时代人“讲述”的“历史”，说到底亦不过是一种人类的不断被散碎的史存和流动的现实所勾起的记忆和追述而已。关键的问题倒在于：这种记忆和追求，在多大程度上更有助于克服先入为主的主观矫情，并让更多的“听者”在承认是一种创作的同时，又基于共通的经验而“信以为真”。这关系到历史写作的哲学态度，甚至关系到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价值。基此，我们发现本片在历史写作的态度和方法上有着值得注视的努力。这种努力首先是体现在编导者对历史生活的充满勇气的选择上。就现实情势而言，重庆谈判无疑是国共关系史上的敏感事件，这大概也就是这部影片几近难产的缘由。但编导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们无意使这种“题材的敏感性”成为习见的那种“内幕新闻
式”的历史写作法的凭藉，而更愿意去把握一次难得的机遇——在这一机遇中去发现历史瞬间所蕴藏的它的本原性格。这样，编导者的创作行为便具有了令人肃然的品格：他们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体现着多种可能性的历史关口；而在这一关口，倘稍不留神便会将他们引入“历史工具论”的歧途。值得庆幸的是，影片不仅极为小心地避开了那样一种迷人的诱惑，而且成功地逼近了历史的本原性格。
在我们看来，所谓“历史的本原性格”，简而括之便是被现实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的历史生活的繁杂性、多变性，以及它终将为所有的事件进程和人物活动写下结局的严正性。在这里，我们不愿过多地谈论重庆谈判的历史背景，我们更为关心的倒是影片为人们昭示的令人忽发奇想的那种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影片告诉人们，所谓“历史”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结论或结果，而实在是一个充满着太多的与必然性相交织的偶然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影片与人们所掌握和想象的“史”的重合，又可看作是一种“过程”意义上的重合。这个“过程”，再一次印证了历史本应具有的丰满性。至此，我们不得不对影片中毛泽东的一段台词产生深刻的印象：“历史在1945年的这一页，给我和你（蒋介石）双方留下了一页空白。中国出现了一次极为可贵的和平机会，我不希望后人批评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说坐失良机。”在这段貌似“狡黠”实则“智慧”的台词中，创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叩问和现实思索的空间。
自然，创作者的“智慧”还不仅止于此。可以看出，本片的创作者在试图把握和逼近“历史的性格”的同时，又倾相当大的心力于“性格的历史”的创造。
毫无疑问，在人们的一般性的概念中，“重庆谈判”是一个曾经在既往的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这种一般性的概念，无疑也是极容易使创作者坠入某种审美误区的。易言之，创作者有可能因此而听凭自己的惰性，去单纯地罗织事件细节。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本片不仅满足了观众对于事件始末的知识性期待，而且还着意将镜头探入到事件操纵者的心路历程之中。这样，那种在相当数量的历史事件影片中所普遍应用的人物设置的符号性技法，被创作者有效地甩掉了。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人物的微妙的心理外化。在这种心理外化，在人物的活动过程中不断被有序地由后景推向前景，直至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曾巨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血肉人物的更为深层的正面交锋。在这里，政治利益的冲突尽管是重要的，但似乎可以暂且置而不论——因为那已然是常识；更为重要的倒在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性会面，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人生信念的、文化继承的、人格构成的、精神气度的乃至心理素质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我们甚至还能窥知人物是怎样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这使得我们能够在领略巨人的“性格历史”的同时，也能唤起自己的真实的人生体验。
《重庆谈判》所体现的上述追求，对于历史题材的影片创作来说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的。但是，如果不是从一味的“欣赏”而是从较严格的“鉴赏”角度而言，本片的缺憾也是明显存在的。这正是我们判断本片只是取得了“某种突破”而不是“整体超越”的理由。问题似乎出在纪实与虚构关系的处理上。由于创作者对多余的激情缺少控制，以下一些弄巧成拙的虚构的细节伤害了整体风格上的纪实效果：中共代表抵达重庆机场后，周恩来迫不及待地向记者散发传单；毛泽东《沁园春》的发表时间被影片提前；“明
修栈道，暗渡陈仓”被作为蒋让孙辈习字的范本；宋庆龄寓所，宋氏与圣母像之间被处理成正面构图；和平鸽旋舞的空镜头在下集的7本中多达7次与此相联系，影片在以色彩手段对画面进行“作旧”时，甚至比《开国大典》走得更远。这种几乎无规律可循的“作旧”画面，在审美效果上不仅与文献素材大相抵牾，而且使影像语言风格变得模糊和混乱。凡此种种，均使影片缺乏一种应有的艺术气度。而这些失误，对于同类题材影片创作来说是否也是一种“启示”呢？
本片获十七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并列）、最佳男配角奖，第十四届“金鸡奖”最佳美术奖（并列），’93《当代电影》国产十佳影片第一名（并列）。
（弘石）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