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明珠_电影皇后胡蝶

作为独生女的胡蝶在爸爸妈妈的爱抚下度过了堪称幸福的童年。爸爸妈妈视她为掌上明珠，而胡蝶对父母满怀深情。她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来形容父亲以及父亲对她的影响的：

我父亲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很多酷似他的地方，也幸亏是这种开朗的性格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坎坷。我母亲只生我一个。父亲对我异常宠爱。

胡蝶小时候，身体并不强壮，经常生病，而且总也不肯好好吃饭，食欲不好，人也就显得更加瘦弱。父亲为此很是担心，于是变着法地逗女儿开心，哄女儿吃饭。他发现，女儿很爱听故事，就从餐具开始，买一些绘有古代人物典故的碗盘，每到女儿吃饭时，父亲就坐在一旁，指着碗上或盘子上的图画，讲述起一个个很是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虽不外乎才子佳人、父慈子孝、兄弟友爱之类，但经颇有口才的父亲绘声绘色地一讲，就显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迷，女儿听来，格外入耳，不知不觉中，碗中的饭、盘中的菜就入了女儿的肚子。父亲在讲述这些故事时，还加以演绎，讲了很多中国古人做人的道理，使女儿的心中渐渐增加了许多是非善恶的界限。父亲发现这一招还真灵，就更多地跑瓷器店，以致于购买和收藏瓷器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而作为女儿的胡蝶，也渐渐地对这些美丽的瓷器产生了颇强的占有欲。

胡蝶的母亲对女儿同样钟爱，胡蝶忆及母亲时说：

母亲出生在大家庭，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很懂得处世为人，她慈爱但严格，从不因为我是独女而对我有所骄纵。我自己在以后一生中，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很大的影响。

与父亲寓教于讲故事说典故潜移默化的教育不同，母亲的教导往往更直截了当，没有睿智的思想，没有深奥的哲理，常常是普普通通一句话，如“你要别人待你好，首先你要待人好”之类，细细咀嚼，倒也含有真正的人生道理。胡蝶曾说，母亲的这些“含有哲理、朴实无华的话使我一生受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胡蝶是幸运的，父慈母爱而又不过于迁就和溺爱，经济富足而又不奢侈铺张，尽管童年的胡蝶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但心理却很健康，为她日后的影星生涯准备了良好的心理条件，这一点，对从事银海生涯的人特别是女子来说，十分重要。在与胡蝶同时代的女影星中，具备如此家庭环境的人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

此外，童年经常流动的生活对日后的影星生涯也有很多帮助，经常的搬迁加强了胡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而她的阅历也就要比同龄的小朋友多得多。胡蝶曾说：“幼年的我常常是摹仿当地人的口音，留神听他们说话，也许是童年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使我对语音很为敏感，这种敏感也就带来了我以后职业上的便利。”不仅语言，对新的环境的观察了解也是溶入新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胡蝶自小也就养成了对新到一地的风土人情的把握的能力，这对她日后在银幕上塑造各种角色也极有帮助。而不得不时常变换朋友，也造就了她善于与人交往的本领。

然而，这种生活也在童年胡蝶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许多遗憾，感受最深的就是与友人的离别。在几乎每对夫妇都是儿女绕膝的当时，尽管有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没有兄弟姐妹，胡蝶在家中仍感到孤单寂寞，因而更看重和邻居小伙伴的友谊。但父亲的工作决定了必须经常搬家，搬一次家，就
得换一拨伙伴，往往刚和新伙伴玩熟了，就又该分手告别了，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胡蝶从小就体会了很多。

胡蝶8岁那年，因父亲的缘故，全家搬到了天津，并在天津住了将近一年，这是胡蝶童年时代比较安定的一年。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把胡蝶的堂妹胡珊、堂弟胡业培也接来家中，胡蝶一下多了一对年龄相仿的弟妹，就甭提多高兴了。胡蝶和胡珊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因此，父亲把她俩送入天主教的圣功学堂念书。胡蝶的学名叫做胡瑞华，这是她从影前一直用的名字，即使在从影后，她的旧时亲友仍以“瑞华”呼之，“胡蝶”只是个艺名。

教会学校的生活是刻板而乏味的，从言行举止到衣着打扮都有一定之规，但毕竟属于新式学堂，较之先生坐堂的私塾，所学到的知识要宽泛得多。胡蝶和大多小学生一样，坐进教室就盼着放学的那一刻，一旦放学钟声敲响，她和胡珊“就像两只飞出鸟笼的鸟儿，踢毽子、跳绳，玩够了，一个铜板买一个肉包子或是买一大堆糖炒栗子，再花一个铜板就可叫辆黄包车回家。”女孩读书在当时并不很多，而胡蝶自此一直到步入电影界读书不辍，这对她无疑是一件幸事，在学校学到的各种知识使她日后能容易地理解电影编导所给出的各种角色的内涵。而与她同时代的女影星中，很多人只是勉强认几个字，甚至文盲影星也大有人在。胡蝶所受的良好教育也是她日后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蝶的母亲自打生下胡蝶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眼看着胡蝶一天天长大，再生一个儿子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母亲是个守旧的人，旧的礼教对她影响很大，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能为胡家添个男丁，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为人妻的责任。在天津住下后，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要为父亲纳妾。父亲对没有男性子嗣倒也不看得十分重，并未主动提出过纳妾一事，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于是，庶母进门。庶母是个旗人，本本份份，妻妾相处，颇为融洽。庶母过门后，一连为父亲生下四子一女，三口之家变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胡蝶与庶母和弟妹都相处得很好。庶母的母亲对嫡出的胡蝶也很喜爱，胡蝶喊她姥姥。胡蝶从影后，多数日子都是姥姥跟随着她，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胡蝶还从她那儿学来了一口京白。

1917年，胡蝶9岁了。这一年，胡蝶的父亲辞去了京奉铁路总稽查的职务，举家迁回了广东，在广州安家。胡蝶虽说是广东人，但以广东为家，这在她还是出生以后头一遭。广东的生活对于她这个生在上海长在北方的广东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构不成什么障碍，况且胡蝶自小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就强。胡蝶进了广州的培道学校继续其学生生涯，很快就能讲一口纯熟的粤语，想不到，若干年后在香港拍粤语片时还真派上了用场。

几乎与胡蝶的成长同步，中国电影此时也处在它的童年阶段，所不同的是，胡蝶的成长一直比较顺利，而中国电影的发展则不无艰难。中国人第一次尝试自己拍电影是在1905年，比胡蝶的出生早了3年。这一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买了一架法国造的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请来了著名京剧演员，“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就在丰泰照相馆的院子里，由该相馆的照相技师刘仲伦摄影，拍下了谭先生表演的《定军山》片段，是为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中国电影的真正起步则是在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
公司的经理美国人依什尔购得了成立于1909年的亚细亚影戏公司，他找到了与其相熟的美化洋行广告部的张石川，请他当公司的顾问，张石川慨然允诺。其实，张石川并不懂电影，“差不多连电影都没看过几场”，仅是“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才不加思索地答允下来。因为是拍影戏，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中国的旧戏，于是拉来了他的好友，对戏剧颇有造诣的郑正秋。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张石川、郑正秋步入了电影界，从而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拓荒者。

此时的胡蝶年方4岁，尚不大知道电影为何物，而张石川和郑正秋更没有想到这位远在京奉铁路某个小站上的叫做宝娟的小姑娘，15年后将要与他俩的拍片生涯结下不解之缘。1913年7月，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组成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全部摄片工作，很快拍摄了郑正秋编剧的《难夫难妻》一片。该片以中国日式的封建婚姻为题材，描写了“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的全过程，以夸张和讽嘲的手法，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反人道和不合理。

1913年9月底，《难夫难妻》首映于上海新新舞台。此后，心系新剧的郑正秋离开亚细亚公司，一心从事新剧事业，此一去就是10年。张石川则继续在电影业中摸爬滚打。

至20年代初，又有多家电影制片机构从事过拍片活动，经过10余年的曲折历程，中国电影始由短片走向长片。1922年，随着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的拍摄和公映，中国电影告别了它的童年时代，而这一年，胡蝶13周岁，已是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