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明星公司后，胡蝶总感到有件事令她难解和不安，那就是，“明星”三巨头不时流露出来的忧虑和焦躁。按说偌大一家电影公司，声望如日中天，有什么难题令老板们如坐针毡？不久，她就知道答案了，“明星”继1923年拍摄《孤儿救祖记》后的连年盈利的盛况不复为继，1927年，公司出现了近2万元的亏损。
构成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业大了，挥霍浪费之风渐盛，老板们的生活逐渐豪华奢侈，“总经理、经理、协理出入汽车自不待言，各人家里也厨子、听差、奶妈、花匠应有尽有了”，仅张石川家就用了7名仆人，这些都由公司开支；再如公司的基本建设一再扩大，大量添置设备，特别是1927年在杜美路新建的摄影场，可同时开拍两部电影，耗资甚巨，但是，众多的出品并未带来相应的盈利，利润不见增加，反而日益萎缩，入不敷出的局面终于形成。
导致明垦公司影片票房收入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一”掀起的古装片热潮，“天一”及众多小公司以低廉的成本粗制滥造出来的古装片挤占了“明星”的市场，对此，“明垦。当然不会束手待毙。首先，公司公开扩股20万元（每股10元），以“明星”的声望，这20万元很快就招足了，公司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其次，公司逐渐正规化，向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正式注册，“三巨头”进行了正式分工：张石川担任总经理兼作导演，负责拍片事宜；郑正秋担任协理，负责编剧，兼作导演；周剑云担任经理，总管对外交际、签订合同等事务。再次，展开对粗制滥造之风的反击，郑正秋和周剑云均在明星公司出版的电影专刊上撰文抨击艺术贫乏、制作低劣的古装片，周剑云还通过建立新的发行机构来遏制“天一”和其他公司的发展，甚至企图挤垮它们。1928年，在周剑云的努力下，“明星”联合了“大中华百合”、“民新”、“上海影戏”、“华剧”和“友联”等6家老牌的电影公司，组成了“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实为一个联合发行机构，揭出“挽救国片危机，取缔粗制滥造劣片”的旗帜，曾一度控制了国内部分电影院和南洋片商，导致20余家小公司关门歇业，影坛粗制滥造之风略有收敛，但“天一”并未被挤垮，“天一”与“明星”双雄并峙的局面并未改观，而“六合”却因内部失和而解体了。
所有这些事，刚入“明星”不久的胡蝶尚不全部了解，但老板们的忧虑她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因为要使公司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出路是要不断拍出吸引观众的影片来，片中的影星是否受观众欢迎固然重要，而影片的题材亦很重要，胡蝶之进入明星公司，正值公司昔苦寻求对路影片之时，《白云塔》的拍摄，始终充满紧张的情绪，张石川、郑正秋同时导演此片，说明公司对此片的重视，片成映后却未成大气候。张石川又试着认真制作一部古装片，于是，根据地方戏剧《洛阳桥》改编成《蔡状元建造洛阳桥》，说的是古代一个乐善好施的状元与才貌出众的大家闺秀喜结良缘的故事，起用朱飞和阮玲玉主演，这可又苦了阮玲玉。朱飞恶习不改，张石川气得当众斥骂，朱飞第二天剃了个光头以示抗议，张石川乃痛下决心，待1929年与朱飞的合约一到期，立即将其逐出“明星”。朱飞恶名远扬，其他电影公司皆不敢长期聘用他，他更形堕落，成日酗酒吸毒，终于在30年代后期因吸毒过深而惨死。朱飞怙恶不悛，使阮玲玉也受到牵连，她虽未被开除，却从此被张石川
“冷藏”，不再让她上戏，不久，阮玲玉被迫离开“明星”，转入了“大中华百合”，在那里，她的才能也未马上得到发挥。
一部《洛阳桥》不仅在影坛未激起任何反响，张石川还差点扼杀了阮玲玉这位表演天才。但此时的张石川，对损失朱飞和阮玲玉丝毫不以为意，他正为发现胡蝶而沾沾自喜，他要设法让胡蝶大放异彩。
《洛阳桥》的不成功使张石川意识到古装片已是强弩之未，即使认真制作，观众也已看腻了。当时，“大中华百合”拍摄的《美人计》和“上海影戏”拍摄的《杨贵妃》两部阵容整齐、场面宏大、制作认真、耗费甚巨的古装片也都出现巨额亏损，张石川敏锐地感到，该是观众换口味的时候了。
1928年4月初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张石川下班回家，跨出汽车，走入家门，随手从儿子张敏吾的床头拿起一本小说，一头钻进了厕所。看小说可称得上是张石川的爱好，这个爱好也是因为拍电影而培养起来的，他只要一有空余时间，要么床上一躺，要么马桶上一坐，就读开了小说，所读很少是文学名著而多是报刊连载或畅销小说，为的是从中找到拍电影的素材。这一天，他钻进厕所，竟久久不见出来，原来，他被手中的小说彻底迷住了。连张石川也未料到，这部小说竟会使得影坛的风气为之一变，明星公司财源滚滚，而胡蝶和夏佩珍也因此而窜得大红大紫。
这部小说就是《江湖奇侠传》，作者为平江不肖生。此公倒也非平庸之辈，是可以在中国小说史上留名的。他的真名为向恺然，湖南平江人，曾东渡日本留过洋，所作描述清末留日学生生活的《留东外史》为我国较早地描绘留学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他对中国武术历史掌故知之甚多，一部一百三十四回的《江沏奇侠传》情节离奇，尤其是对武艺的描绘更是匪夷所思，凝聚了他不少心血，该书也实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之滥觞。张石川以其老到的生意眼，一下子就相中此书，料定据此改编成电影，必能抓住观众的心。随即与郑正秋、周剑云协商拍摄计划，郑正秋虽然觉得拍摄此类影片有违他坚持的教化社会之主张，但出于拯救公司经济滑波的燃眉之急，仍承担下改编任务，很快就根据原小说第八十一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等章节改写出剧本，并定名为《火烧红莲寺》。
该片以湖南平江、浏阳交界处的赵家坪械斗为引子，描写了情节奇特的故事：在一次分属两县的村民为争夺码头而发生的械斗中，浏阳县把头陆凤阳与平江县把头罗传贤各率村民缠斗甚激，突然，平江县阵中走出一华服少年，双手急扬，浏阳县村民只觉眼前银光闪烁，纷纷中暗器倒地，于是大败。陆凤阳誓报此仇，让儿子小青投在昆仑派大师金罗汉门下，小青刻苦练武，终有小成，在返家途中，投宿红莲寺，无意中发现寺内机关重重，且有美女出入，顿生疑窦，正欲继续窥探，却被知客僧发觉，失手就擒，被关入斗室。无可奈何之时，忽然屋顶天窗洞开，原来昆仑派女侠甘联珠、飞剑小侠陈继志和总督卜文正的保镖柳迟适来寺中寻找落入淫僧知圆和尚手中的总督，打破了囚禁小青的屋顶，小青以轻功跃出，与诸侠一起攻破红莲寺，救出总督，放出良家妇女，火烧红莲寺，但淫僧知圆和尚乘机逃遁。
张石川对剧本极为满意，立即开拍，亲自执导。他一开始并未起用胡蝶，在他眼中，胡蝶最具大家闺秀风范，宜演才子佳人戏，而舞枪弄棍，飞檐走壁非胡蝶之长。张石川决意起用一位新人来饰演昆仑女侠甘联珠，他找到了夏佩珍。
夏佩珍生于1911年，山东历城人。其叔父夏天忍是上海新剧舞台上的著
名悲旦，经他推荐，夏佩珍曾入明星影戏学校，后又在一些小公司拍过数部影片，并演过新剧。她人并非十分漂亮，但眉宇间有股勃勃英气，张石川正是看中这一点，将她招至明星公司并让其主演《火烧红莲寺》。影片开拍后，张石川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慧眼识才，夏佩珍练功刻苦，表演认真，活脱脱一个英姿飒爽的黑衣侠女。该片的另外两位主演是郑小秋和谭志远。
其实，早在《火烧红莲寺》之前，不少公司也曾拍摄过武侠片，但反应平平，其中原因，除了剧本平庸外，拍摄手法的平庸也是一大症结。张石川在导演《火》片时，则力求出新，要求影片表现出凡人不能企及的武功，片中诸侠，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驾着剑光御风而行，这样的特技，电影界没有先例。担任摄影的董克毅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查阅了能见到的外国资料，又借鉴了传统戏法和魔术手法，加上动画合成，终于使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将剑光斗法、腾云驾雾等令观众惊得瞠目结舌的神奇场面第一次逼真地呈现于银幕之上。张石川料想，不用说故事离奇诱人，仅就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镜头也会引起巨大轰动，但为求保险，片成后并未标出“第一集”的字样，只是在片尾放跑了知圆和尚，埋下续集的伏笔，后有人戏称这是张石川放了个大和尚去打探行情。
行情果然极佳，1928年5月，《火烧红莲寺》陆续在各地公映，上海滩为之轰动，在南京、北平、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也同样是观者如潮，场面之火爆，竟连“明星”的老板们也始料未及。“明星”大赚其钱，张石川喜形于色，立即着手开拍续集。郑正秋终觉这种影片与他的一贯主张相悖，一已为甚，岂肯再为，乃坚辞续集编剧。张石川可管不了那么多，有赚则灵，于是一手包办了编剧和导演，一集一集地拍了下去，而胡蝶从《火烧红莲寺》第二集开始也在片中担纲主演。
当首集《火烧红莲寺》“烧”遍大江南北各大影院之时，上海滩上的各家电影公司和众多电影投机商也闻风而动，1928年仲夏之影坛，古装片已成昨日黄花，而武侠片则潮流初涌，席卷影坛的一个新热潮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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