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夺人_电影皇后胡蝶

靠着《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片的熊熊大火和《血泪黄花》等写实片的浓情厚意，1928—1930年间，明星公司财源茂盛，公司上下一片喜气洋洋，胡蝶在这两类影片中均有上乘表现，与公司财源广进大有关系，深得老板爱戴，成了众星捧月般的人儿。

当时间进入1930年夏，胡蝶发现，那久违了的忧虑又重新回到了“明星”三巨头的脸上，武侠神怪片盛极转衰，公司尚未找到新的拍片热点，营业已受影响，而沪上一家新的电影公司的崛起，更使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感到了无形的压力，这家公司就是罗明佑主持下的“联华”。

罗明佑生于1900年，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后迁居广州。罗家乃广东显赫家族，罗明佑的父亲罗雪甫为广东巨商，三叔罗文于是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罗明佑于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就读，即住在其三叔家中。当时的北京，只有外商经营的平安影戏院一家电影院，票价昂贵，非一般市民、学生所能问津。出于民族自尊心，罗明佑自父母处筹得款项并与罗文干的妻弟钟石根合股，租下东安市场的丹桂园，改建成可容纳700名观众的电影院，取名“真光”。很快以精选的影片和低廉的票价赢得许多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1920年，“真光”毁于大火，不久重建，规模有所扩大。

为与外国影院商人竞争，罗明佑以“真光”为基础，不断扩大业务。1924—1925年，陆续在京、津两地又建立了三家电影院。从而挤垮了外商经营的平安公司，迫使外商将平安公司属下的数家影戏院出售给华南影院业巨商卢根。1927年，罗明佑与卢根联手，组成华北影业公司，领有平津地区的6家影院，由罗明佑出任总经理全面负责，卢根仅遥领董事长之名。华北影业公司建立后，发展更为迅速，先后在华北或新建或收买了多家影院，至1929年，华北和东北的电影院已多在华北公司名下，而领导这一庞大的放映网的罗明佑，时年尚不满30岁。

20年代末，罗明佑在影院经营上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片源问题。他属下的影院，素以选片严格而著称，只放映具有一定艺术质量、格调不俗的影片。他对于甚为流行的武侠神怪片向来鄙视，而自1928年始，随着有声片在西方的流行，外来默片渐渐断档，若放映声片，他那庞大发行网中的所有影院均需更新设备，短期内，力所不逮，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片源问题，罗明佑决心涉足制片业，自办影片公司。为此，他专门拟定了包括革除神怪迷信打杀的国片作风，抵抗外片的文化侵略与经济侵略等内容的《复兴国产影片计划书》。1929年，他携此计划书及电影剧本《故都春梦》南下上海，找到老友“民新”经理黎民伟商谈合作拍片事宜，不久又联络了“大中华百合”的董事长吴性栽。1930年8月，以“民新”、“大中华百合”的原班人马、场地、设备，加上在沪经营印刷业的广东人黄漪磋合作，正式组成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2月成立了公司的董事会，请出了居于香港的英籍贵族、巨绅何东为董事长，由罗明佑的父亲罗雪甫、三叔罗文干、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以及影界同仁黎民伟、吴性栽、卢根和罗明佑本人等14人组成董事会，其中的部分人虽不懂电影艺术，但却为“联华”提供了强硬的政治和经济靠山，这也是“联华”区别于其他电影公司的特点之一。罗明佑出任公司的总经理兼监制。1931年3月，在上海设立“联华”一、二、三厂，是年秋，但杜宇的“上海影戏”亦加盟“联华”，称五厂，并合并了黎
锦晖的“明月歌舞团”，改称“联华歌舞班”。

“联华”创办伊始，即提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列“联华”最初出品的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在“联华”正式成立前的1930年即已拍竣，并公映，均由孙瑜导演。孙瑜曾于1923—1926年间留学美国，专攻文学戏剧、电影编导、电影摄影洗印和剪接，为中国在西方系统学习过戏剧和电影艺术、技术的第一人。他在导演这两部影片时，采用了象征、对比、叠印、序幕等在当时十分新颖的手法，并启用随“大中华百合”加入“联华”的阮玲玉饰演女主角，阮玲玉至此方遇伯乐。孙瑜对程式化的表演方法的摒弃和对演员体验角色心理的启示，使阮玲玉领略到了电影表演艺术的另一番天地，她的表演才能始被激发，特别在《野草闲花》一片中，她将所饰演的卖花姑娘的聪慧活泼、纯洁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此片中的男主角金焰则以朝气蓬勃的青春健美、学生式的朴实自然而一举成名。“联华”初试锋芒，即一鸣惊人，接着又推出了一批制作精良的影片。“联华”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迎合武侠神怪片低俗的潮流，取材坚持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家庭矛盾和人际关系的故事；因其编导和演员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学识，有抱负，故其出品讲究技巧，善于运用新的表现手法，演员表演真实自然。

到1931年时，“联华”已以其创造的新的电影形象和它发出的“复兴国片”的号召，赢得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大批观众，那些对武侠神怪片已厌倦了的一般市民观众，也乐意接受“联华”的作品。“联华”在广大观众眼中，成了新崛起的一派，而“明星”和“天一”则被视为旧派。“联华”与“明星”、“天一”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

“联华”的迅速崛起对“明星”三巨头构成的压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张石川，正是“明星”沉迷于武侠神怪片金钱效应之中，一叶障目，在把影坛引入歧途的同时，也将一大批欣赏趣味较高的知识界的观众拱手让给了“联华”。郑正秋虽洁身自爱，及早从武侠神怪片中抽身，并力图拍摄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影片，以保住“明星”的声誉和争取更多的观众，但由于他自身的局限以及他无法说服张石川，只能听之任之，他的努力收效甚微。是“联华”的得势才使“明星”的老板们惊醒，又该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以什么办法来抗衡“联华”那咄咄逼人之势？以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出新的办法固然最好，但这恰好是被视为旧派的“明星”的短处，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恐不明智，那么，只有在技术上出新了，这倒是“明星”的一贯长处，当年《火烧红莲寺》不正是用新颖的特技而打遍天下无故手的吗？于是，“明星”的老板们把目光转向了刚刚问世的有声电影。

电影自19世纪末诞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是默片——有影而无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片技术终被发明，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率先尝试拍摄有声电影，是年8月26日，有声片首次与观众见面，12月，上海的新中央大戏院和百新大戏院利用美国机器放映了美国有声短片若干种。1929年，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率先改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2月4日首次公映有声片。半年内，上海各首轮影院均改装了设备，所映影片，皆来自好莱坞。

对于拍摄国产有声影片，“联华”是不积极的，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其发行网提供默片，“明星”和“天一”均采取了积极试制的态度，都希望通过这一崭新的电影技术夺回因“联华”的崛起而失去的市场并开辟新的
市场。当时的有声片，可分为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其实就是给影片配上特制同步唱机，将片中的对话及背景声录制在蜡盘唱片上，放映时影片与唱片一起放，此种方法制作设备较简单，费用也低，缺点是音画容易脱节；后者则是利用声光转换原理，将音频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印在电影胶片右边一行声带上，这也是今天的电影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技术复杂，设备昂贵。“明星”初试有声片，采用了制作费用较低的蜡盘发音方式。

1930年秋，“明星”开拍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公司投入了全力，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女主角当然由当红影星胡蝶饰演，一来胡蝶最具号召力，有众多影迷，二来她曾在北方生活多年，国语甚佳。男主角则由王献斋和龚稼农担任。

《歌女红牡丹》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歌女红牡丹在舞台上十分走红，名噪一时，但却不幸嫁了个无赖丈夫。她名声极盛时，收入颇丰，仍不够丈夫挥霍，稍有怨言，即遭恶丈夫打骂。红牡丹饱受刺激，一病不起，好不容易病愈后，痛苦地发现嗓音已经失润，名声乃一落千丈，沦为三四等配角，更遭丈夫虐待，红牡丹仍忍气吞声。堕落的丈夫没有了钱来挥霍，竟狠心将女儿卖掉，卖掉女儿后，他又受到良心的谴责，心绪不佳，失手杀了人而被捕入狱。一位一直追求红牡丹的富商曾多次在她危难时出手相助，这次又为她赎回了女儿，使母女团聚，红牡丹心怀感激，但却不肯移情，对丈夫仍不咎既往，在即将赴外地演出的前夜，仍前往狱中探视，并设法营救。有人见后不解，问富商道：我真不懂，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她男的这样待她，她还是这个样子。富商慨叹一声，答曰：“真是拿她没办法，——只怪她没有受过教育，老戏唱得太多了。”全片至此结束。洪深意图通过红牡丹坚持从一而终而酿成的悲剧来表现旧礼教对妇女心灵的摧残，故事颇为动人。

自《歌女红牡丹》开拍后，摄影棚内的气氛比起平日来要紧张得多，公司为拍有声片，投下巨资，奋力一搏，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张石川照例在烧香拜佛，鞭炮驱邪后，宣布了严明的纪律：公司上下，也都知此片于公司的前途关系甚大，不敢懈怠。作为第一主角的胡蝶向以守时著称，拍摄此片期间，每天总是一早到摄影场，化好妆，换好戏装等导演。

因为是第一次拍有声片，无经验也无人教，一切都只能摸索着干。先大致按默片的方法拍出胶片，当然，对话时就讲究多了，要照着规定的台词说，否则，日后就无法配音了，待胶片冲印出来，全体演员再赴著名的唱片公司“百代”录制对白，灌制蜡盘。为了与也在试制有声片的“天一”抢时间比速度，整个拍摄过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经常是夜以继日。摄影棚一角的烟榻上，轻烟缭绕，张石川于疲倦之时，就过去猛吸一阵鸦片，刹时又精神振奋。当时，在明星公司乃至整个电影界，有此嗜好者为数不少，这与拍片辛苦有一定关系。此风在“明星”尤盛，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是著名的痛君子，而因此嗜好而毁了前程的就有朱飞、张织云等多人。

影片拍好后，在录音过程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演员们以前演的都是默片，从未受过台词的训练，第一次拍有声片为影片配音，虽然事前已将对白背熟，并请人专门教授国语，尽可能做到字正腔圆，但到真正录音时，所有的演员都不免十分紧张，结果，不是念错，就是念得太快或者太慢了，和银幕上的口型对不上，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直到第五次才算成功。影片中还穿插了红牡丹演出《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和《拿高登》
四出京剧的片断，这是整部影片的精彩部分，此前电影中的戏剧片断为无声所限，多是表现做功的武戏，此次则是首次在银幕上展现唱功，配音时，直接从梅兰芳的原唱片中转录。公映时，观众不知此内幕，以为是胡蝶亲唱，对胡蝶又多了几份敬佩。

影片中饰演红牡丹丈夫的是“明星”著名反派演员王献斋，胡蝶在《火烧红莲寺》中曾与他有过合作，但直到《歌女红牡丹》的拍摄，才领略到了他的高明演技和诚实为人。王献斋1898年生于一俄国华侨家庭，祖籍山东。幼年随父赴哈尔滨，日俄战争爆发后举家迁沪。他是沪江大学医科肄业，在一家眼镜店当验光师，张石川无意中发现他颇具表演天才，将他罗致刚创办的明星公司。王献斋参加了“明星”首部影片《滑稽大王游华记》的拍摄，使他一举成名的是《孤儿救祖记》，他将恶侄道培之贪恶表现得入木三分，自此，“明星”主要影片中的坏蛋大多由他饰演。《歌女红牡丹》中的无赖丈夫是他塑造的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银幕上的王献斋，曾被时人评为“无赖标本”、“人类罪恶的象征”，现实生活中的王献斋却是一位谦谦君子，风度儒雅，衣着讲究，淡泊守志，忠于友谊。胡蝶日后所演影片中的坏蛋，几乎都是由王献斋饰演的，对王献斋，胡蝶是很敬佩的，她曾给王献斋写道：“王先生，你是假的坏人，”[14]

931年3月15日，耗资12万、历时半年方成的《歌女红牡丹》公映于上海新光大戏院，“明星”又一次让影坛为之轰动，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也备受欢迎，还引来南洋片商以高出默片10倍的价格买下在南洋的放映权。《歌女红牡丹》标志着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尽管默片时代与有声片时代的交接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甚至真正意义上的默片精品正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主要出于“联华”、“明星”等公司），但有声电影作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方向，正是从此开始的，胡蝶继掀起古装片热潮、武侠神怪片热潮之后，又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声电影的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