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约诉讼以及与潘有声相爱都是1931年胡蝶生活中的大事，但作为一位电影明星，她并未因此而耽搁了拍电影，拍电影在她总是第一位的。
自胡蝶主演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1年3月上映后，电影界的竞争更形激烈。与“明星”拍摄该片的同时，“天一”也在赶拍蜡盘发音有声片《钟声》，可惜功败垂成，一场摄影棚火灾，使几近完成的《钟声》毁于一旦。“天一”并未因此而放弃有声片的拍摄，而是进一步试拍片上发音影片，“天一”租借了外国摄影器材，请来美国的摄影师和收音师，开拍《歌场春色》一片。在此之前，陈铿然的友联公司也于5月24日推出了蜡盘发音片《虞美人》。7月1日，由顾无为的“大华”和黄槐生的“暨南”两公司合股，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的名义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摄制有声片的激烈竞争以及《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促使明垦公司更加认定技术乃是艺术的基础，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须在技术上压倒对手，于是决定：投巨资购买拍摄片上发音有声片的设备。1931年7月，洪深受命赴美国考察有声电影状况，并洽购美国有声电影器材和聘请美国技师。8月，洪深完成使命回国，带回了新购买的两架“四达通”录音机、一部有色摄影机，所聘美国技师亦随他一起抵达中国。
在更新设备的同时，郑正秋又提出通过拍摄巨额投资、制作认真、质量高、品位好的影片来重振“明星”雄风的建议，这是针对“联华”而提出的。“联华”并未涉足有声片的拍摄，但“联华”以新派面目出现，正是以制作精良、手法新颖、品位较高争取到了大量的较高层次的观众。当时的电影市场，仍以默片为主，“明星”并不想也不能失去默片这个大市场，因此，“明星”将以新的设备、新的思路在声片和默片两方面均要拿出大制作来。
在有声片方面，“明星”决定开拍《自由之花》，并将该片列为公司1931年的重头片，以期使该片成为“明星”发展电影技术，提高影片水准的总体表现，进而恢复“明星”在影坛日趋旁落的领导地位，重新以良好的声誉称霸影坛。《自由之花》较之“明星”以往的制作，的确有着较多的不同。在题材的选择上，越出了家庭、伦理、婚姻、道德等所谓“社会片”的范畴，更不同于随意编造的武侠神怪片，而是取村于1915年冬，亦即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恢复帝制并自己称帝之时，蔡锷设计逃出北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剧本由郑正秋编写，郑正秋在编导了制作上颇为认真的《碎琴楼》、《桃花湖》、《红影泪》等片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成绩，反而因题材陈旧而为评论界及知识阶层的观众目为落伍了的旧派。此番他锐意求新，选择了护国战争史的题材，片中虽然渲染了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故事，但通过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卖国求荣，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试图灭亡中国的描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通过对小凤仙深明大义，蔡锷高举义旗的描写，激励国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该题材对于1931年的中国有着现实的意义，此时，已值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的前夜。
《自由之花》在摄制上也有创新，以往的影片，大多在摄影棚内完成，很少赴外地拍摄外景，这样制作费用比较低廉，但真实效果就要差一些。《自
由之花》的故事发生地是1915年北京，如仍按老办法，真实感显然就要受到大的影响，导演郑正秋提出赴北平（北京于1928年改称北平）拍摄外景，张石川和周剑云却不敢马上拍板，因为这样制作费用将会增加许多，郑正秋决不让步，并指出，要拍出高质量的影片，就得花大本钱。张石川和周剑云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深知好的影片对此时的明星公司是何等重要，他们商量后决定，放胆一搏，派外景队北上。为了用尽可能少的钱办尽可能多的事，遂决定，在拍《自由之花》的同时，再拍两部以北平为背景的片子，一并在北平拍摄外景。他们选中了张恨水的两部小说：《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立即动手把这两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列为公司在默片方面的重要制作，后《啼笑因缘》又改拍成部分有声片。
《自由之花》的演员阵容也是很整齐的，男女主角蔡锷和小凤仙分别由龚稼农和胡蝶饰演，男女配角蔡锷的内弟和夫人分别由郑小秋和夏佩珍饰演，袁世凯则由谭志远饰演。同时拍摄的另两部影片《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则分别由程步高和张石川导演，主要演员除了《自由之花》中的几位外，还有王献斋、王吉亭、严月娴等。而三部影片的女主角则由胡蝶一人担任，胡蝶作为这三部影片的领衔主演者，任务相当繁重，但心情却是很兴奋的。《自由之花》作为公司的重头戏，主演该片，胡蝶自然当仁不让，而《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是当时甚为流行的两部小说，胡蝶也是这两部小说的热心读者，并深为小说中的人物所感动，所以，当公司决定该两片亦由她来主演时，胡蝶欣然从命。
《自由之花》等三部影片，均先在上海的摄影棚内拍完内景，然后再开赴北平拍援外景。内景于9月上旬拍完，中旬即由张石川亲自带队，外景队
40余人登上北上的列车出发了，这是明星公司历史上首次派出庞大的外景队远赴外地拍片。郑正秋因身体病弱，未能随外景队北上，外景戏的导演托付给了张石川，他扶病与明星公司的同仁一起来车站为外景队送行，胡蝶的父母也来为女儿送行，这是胡蝶第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启动，父母的身影渐渐远去，胡蝶的心中升起了一阵莫名的惆怅。当她想到将重游故都北平，马上又兴奋起来。幼年时代曾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过，而今对北京的印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对北京的那份亲近感却较儿时更为强烈。何况此番北上，虽无父母相随，但有姥姥与她同行，也是一样的，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姥姥对于北京的风土人情，真是如数家珍，唤醒了胡蝶许多沉睡的记忆。因此，拿胡蝶的话来说，此次去北平拍外景，“是重新去拾回童年的梦”，当然“是最高兴不过的了”。
列车于几个小时后抵达南京，在下关由火车轮渡送至浦口，过了浦口，列车就奔驰在津浦线上了。胡蝶因父亲的缘故，对火车有着特殊的感情，夸张一点说，火车可谓是胡蝶童年的摇车。自16岁定居上海后，一晃有七八年未坐火车出门远行了。望着车窗外徐徐后退的大地，回想起童年的生活和从影以来的经历，年轻的胡蝶竟油然生出一份人世沧桑的感叹，望着窗外出神。此时，她又哪里知道，此次北平之行，等待着她的又是怎样一场急风骤雨？
当载着胡蝶和“明星”外景队的列车向着天津开行之时，在中国东北，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
政策，坐待国际联盟出面主持公道，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10余万东北军面对万余日军的进攻，不战而溃，19日晨，日军占据沈阳，同日又占领了长春、营口、鞍山、抚顺等20余座城市，东北大片领土迅速沦于敌手。
当胡蝶和“明星”外景队乘坐的列车抵达天津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了，大批的东北军涌入天津，同时带来了沈阳失守的消息。外景队的成员们“心情都很沉重，望着大批的军队往南走，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对当时的政局、政府的对日方针都不甚了了，心里尽管有种种疑问也不能说什么。”因发生战事，交通陷入混乱，外景队几经周折，总算抵达目的地北平。幸好在外景队出发前，洪深和摄影师董克毅已先期赴北平，不仅为外景队租下了住处，而且已进行了宣传。北平自有一大批喜爱明星公司演员的影迷，当然不愿放过亲眼目诸“明星”影星的难得机会，尽管东北硝烟迷漫，国人群情激愤，但当“明星”外景队抵北平之日，仍有不少影迷前来车站欢迎。每当一位影星出现在影迷面前，他们总是热情地呼喊着他（她）的名字，胡蝶的名字当然是喊得最响的，胡蝶是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和感受的：
这种亲切、似旧相识又似新相识的呼喊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回过头来，看到我的同行们，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水，这时我自己更感到身负重任，要以出色的演出来回答观众的厚爱。
外景队的驻地位于东四牌楼三条胡同的一座王府旧宅。张石川对于这次北行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心中无底，为了节省开支，提高效率，下车伊始，张石川就宣布了严格的纪律，规定了作息时间，任何人外出都必须请假，获准后方可离开住地。外景队的40余人中，有一多半是第一次来到北平，都急于浏览故都风貌，好在初到北平的头几天，张石川和其他导演、摄影要先选择外景地，没有马上开拍，余下的演职员们趁此机会，粗粗地逛了一下北平城。胡蝶则利用这几天和姥姥一起探访了北平的亲友，几天中，胡蝶一直沉醉在亲情与乡情之中，一别北京10余年，北京除了将名字改成北平外，一切都还是那令人感到分外亲切的老样子，古老的城市，淳厚的民风，美不胜收的风景名胜，胡蝶虽是旧地重游，但一份返朴归真的感觉仍是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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