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冡，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尖刻讽刺的打油诗在上海四大报之一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更使胡蝶坐实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红颜祸水”的罪名，胡蝶和明星公司都感到事态严重，不能再沉默了，11月22日，胡蝶在《申报》上发表了题为《胡蝶辟谣》的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仁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责，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日公毕回申。日本新闻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吞并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坏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29]
胡蝶的声明可谓义正辞严，首先澄清事实，说明真相，然后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新闻媒体造谣生事的险恶用心，最后奉劝国人切莫上当。
胡蝶作为明星公司的台柱，其声誉与公司的声誉息息相关，张石川等也决不容许玷污胡蝶声誉的谣言肆意蔓延，就在胡蝶发表声明的同日，张石川率外景队主要成员亦在《申报》以《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的形式发表声明：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仁此次赴平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见得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的男女职演员同住东西（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仁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匆信谣传，同仁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
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30]胡蝶和张石川等的声明对遏止沸沸扬扬的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谣言总是有其市场的，很多人对“跳舞事件”都是将信将疑，这个谣言跟随着
胡蝶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直至70年代末，张学良当年的司机车宝书以及其他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及一些重要证据的披露，才彻底为胡蝶洗刷了冤屈。原来，1931年9月，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18日晚，张学良在北平大华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演出期间，副官夏宝珠从协和医院赶来，告知张学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电话，日军进攻沈阳。张学良闻讯立即离开剧场火速回到医院，通过电话了解沈阳战况，并与南京中央政府联系。是夜张学良彻夜未眠。19日，张学良在北平主持东北军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只要中央不肯发兵，我们就不能把东北军这点本钱拼光”。于是，东北军不战自溃，弃城而逃。为此，张学良负疚了一辈子。但这一切的确与胡蝶毫不相干，更无“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共舞之事。
胡蝶不仅未曾与张学良共舞于“九·一八”之夜，而且终其一生，始终未曾与张学良见过一面。1986年寓居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胡蝶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从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过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他们可以给我安排。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我还开玩笑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
至于张学良，据说1933年他在上海时曾亲口告诉他的朋友：胡蝶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连她在银幕上的影子我也没见过。朋友遂建议：胡蝶就在上海，不妨找个机会见见。张学良连连摇手，说：算了，我倒不要紧，不要再去害别人。
谣言止于智者。谣言也许能在一时蒙蔽住多数人，或长期蒙蔽住一部分人，但不会永远蒙蔽住所有人，终将会有真相大白之日，只是这一天对胡蝶说来太过遥远了一些，直到她在撰写回忆录时，还发出了“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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