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膺“影后”_电影皇后胡蝶

30年代的头两三年对于胡蝶说来是一段带有屈辱的难忘的记忆，先是与林雪怀的解约案弄得心力交瘁，接着“九·一八”之夜的跳舞风波，几成民族罪人，而费尽心血拍摄的《啼笑因缘》却又闹出了双包案而迟迟不能与观众见面，好在胡蝶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意志颇为坚强，将屈辱埋在心头，熬过了这几年不易的岁月，终于苦尽甘来，1933年时来运转，胡蝶开始步入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1933年元旦，一份新的报纸在上海创刊了，这就是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在创刊号中，对开展此次评选的目的作了如是说明：“鼓励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事业之发展。”并宣布，选票印于每日《明星日报》报端，选票的截止之日为同年的2月28日，其间，《明星日报》将逐日公布所得的选举票数。《明星日报》此举引起了广大影迷的兴趣，投票很是踊跃，两个月内，收到了选票数万张。2月28日当天，《明星日报》报社邀请了各界名人及律师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菜社举行了揭晓仪式，结果，胡蝶以21334票名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列第二三名的是陈玉梅和阮玲玉。[37]

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选举“电影皇后”。早在20年代中期，张织云就曾荣获“影后”桂冠，而成为第一位“电影皇后”；

在30年代中期，各种名目的类似的评选还曾有过多次，但是，没有哪一次的评选有1933年这次评选的影响大，个中原因，与当选者胡蝶不无关系。

首先，公正地说，胡蝶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电影史上有着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的地位。从中国影坛掀起的第一个热潮——古装片热潮开始，到武侠片热潮，再到有声片，有色片，胡蝶无不是始创者之一，而且在这些热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大多由她主演，如《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自由之花》、《啼笑因缘》等。这些影片，题材不一，艺术质量参差不齐，但有一点共同的就是都有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故事，为市民阶层观众所喜闻乐见，投票的观众绝大多数属于市民阶层，既然胡蝶主演的影片为他们所喜爱且印象深刻，投胡蝶一票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胡蝶有一副令广大观众十分喜爱的面孔，诚如张石川夫人何秀君所言：“胡蝶，人极漂亮，上银幕是美人，不上银幕也是美人，论演技，她不如阮玲玉朴实、深刻和富于内心表情，但扮演佳人才子离台悲欢的故事，却自有一股楚楚动人的劲儿。”在30年代，其实也不仅30年代，一个演员尤其是女演员是否被观众喜爱，其天生的外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点胡蝶可谓得天独厚，随着她主演的影片不断上映，“梨涡美人”声名远扬，这也是她广收选票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张石川、郑正秋等名师的指点和财大气粗的明星公司的大力宣传使胡蝶具有其他演员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胡蝶一跨进明星公司的大门，就受到石川的欢迎和器重。胡蝶的脾气恰和阮玲玉相反，她柔顺，和蔼，拍起戏来很用心，而且听导演的话。石川和胡蝶合作十年之久。在那时，电影界的导演和演员从来没有这样长久和谐工作过的。石川有意地捧胡蝶，不遗余力地物色写手，编写适合她的戏路子的剧本。等到她大红特红起来以后，他更有意地把胡蝶主演的片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让‘胡蝶主演，张石川导演’、‘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的影片连续不断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日子长了，公司的作品就深入人心了。而他们两人互相标榜的结果，一是‘大明星’，一是‘大导演’，也都成名了。”[38]

最后，不管有多少外在的原因和机遇导致胡蝶更具优势，但最终得以如愿以偿，真正登上“影后”宝座，还是离不开她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的造诣。胡蝶至当选“影后”时，并未演过性格十分复杂多变的角色，所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端庄娴静的淑女，但如红牡丹、沈凤喜、小风仙的形象塑造亦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她所饰演的这几个角色，不仅为一般观众所接受，亦力行家所称道，例如前引苏凤的文章对胡蝶在《啼笑因缘》一片中表演的赞许。

在以上诸因素中，也许某一两个方面，胡蝶并非当时影坛最为突出的，但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再考虑到投票者以市民观众为主，那么，要在影坛找出胜过胡蝶的人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仅仅就演技而言，胡蝶还做不到打遍影坛无敌手，至少她的朋友阮玲玉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的造诣就可与她匹敌，在默片表演方面，尤要胜出一筹。在此次“影后”选评中，阮玲玉的得票虽然较胡蝶少了不少（7290票），但选评结果公布后，还有许多观众大为阮玲玉鸣不平。

选举的结果令我大大的失望。我觉得一百个电影迷之中，至少有九十九人应当拥护阮玲玉。为什么呢？自从联华的作品问世后，阮女士参加的片子由《野草闲花》以至最近的《三个摩登女性》，扮荡妇像荡妇，扮乡女像乡女她一举一动，莫不把剧中人的个性表现得痛快淋漓。美丽固然是重要，可是艺术比其他的一切条件更是重要可惜得很，我只有唯一的感想：“何以欣赏艺术的同志这么少，而崇拜美人的同志这么多。”[39]

当然，在拥护胡蝶的人中，也不乏认为胡蝶是以演技取胜者，“观众之选举胡蝶女士为皇后者，当然胡女士有值得当选的地方。艺术的超群，表演的真切都是有被选举的缘故，总之这都是胡女士过去的奋斗换来的结晶。”[40]

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对曾在“明星”数年的阮玲玉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阮玲玉性格刚烈，感情奔放，在摄影场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戏来，表情自然。但她对石川这个大导演的指派并不言听计从。石川对她有些伤脑筋，因此，也就没重视培养。”阮玲玉从外形到气质，均不对佳人才子的鸳鸯蝴蝶的戏路，热衷于拍摄这类影片的张石川当然也就不会着重阮玲玉，即使郑正秋，虽注重影片的社会意义，但他本人与鸳蝴派渊源颇深，当然更愿用胡蝶这种类型的演员而冷落了阮玲玉，阮玲玉在明星公司是很难找到她的用武之地的。幸亏她投奔了“联华”，导演孙瑜和卜万苍等充分激发出了她的才华，使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银幕形象。阮玲玉是唯一能与胡蝶并驾齐驱的女影星。当时曾有人将胡蝶与阮玲玉作了一个比较：

阮玲玉胡蝶于电影女明星中并以美艳著称，论仪容，则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不如胡蝶庄严，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亦易为人轻视，胡之演技，滞钝果板，但态度大方，有人喜亦有人不喜。[41]这个比较实在是比较肤浅的，但却代表了一般市民观众的普遍看法。

在评选“影后”的1933年初，胡蝶和阮玲玉还都没有达到她们表演艺术上的巅峰时期，代表她们表演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后的两年中拍摄出来的，那两年中，阮玲玉在“联华”的默片中一展其长，胡蝶则在“明
星”的声片中尽显风流，她俩交相辉映，声震影坛。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对电影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有一份强烈的事业心，她俩的敬业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客观地讲，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的意图，对导演是言听计从；阮玲玉则更多的独立思考，体验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艺术魅力。她俩待人的和善态度也为同行所交口称赞。但是，“影后”的桂冠只能授予一人，胡蝶是幸运者。

如果说在银幕上胡蝶和阮玲玉各有千秋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在处理棘手的感情问题上，胡蝶则比阮玲玉更清醒、练达和有决断。她俩都是很早就坠入爱河的，胡蝶在17岁上与林雪怀相恋，阮玲玉16岁时与张达民同居，都怀着对恋人的知遇的感激心情。林雪怀和张达民却都辜负了恋人纯真的情感。对于负心汉，胡蝶毅然斩断情思，为索回属于自己的财物，不惜抛头露面走上法庭，成为社会新闻的热点人物；阮玲玉则显得优柔寡断，虽极欲摆脱张达民的纠缠，却又害怕报刊的议论，她的这种不愿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变成小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但她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她拿出金钱来与张达民私下了结同居关系，1933年与张达民达成协议，每月补贴张100元钱，并以张不得向报界公布该协议为条件，此种协议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永远，阮玲玉的悲剧人生结局在此已埋下伏笔。在与初恋的情人分手之后，胡蝶和阮玲玉又都再入爱河，爱上的又都是商人，胡蝶吸取了前事之教训，在与潘有声的关系上处理得极为慎重，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且尽力不给报界以任何话柄；阮玲玉却再一次陷入了谎言与欺骗之中，茶商唐季珊乘虚而入，感情上极需慰藉的阮玲玉未能识破唐的虚伪，轻率地投入了唐的怀抱，与唐公开同居，然而同居并未带来幸福，她只能将精神寄托于神佛，曾利用拍外景的机会赴普陀和苏州西园进香朝佛。阮玲玉始终躲着报界特别是那些黄色小报的追踪，但黄色小报的记者们却怎么也不肯放过她。

胡蝶在当选“影后”之后，报界自然也不会放过她，那些专登名人隐私的小报关于她个人生活的报道更是不可胜数。当然，这些报道中有许多是为胡蝶扬名的，有些资料就是由明星公司提供的，是被纳入明星公司的宣传计划之中的，这些报道，于胡蝶有益无害，胡蝶本人也是欢迎的。除了这类报道外，其他的可就风格各异了，讽刺、挖苦乃至失实的也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历经“雪蝶解约案”和“九·一八”之夜跳舞风波的胡蝶已完全能一笑置之了。她有时也慨叹，作为一个女演员特别是女影星真是太难了，太容易成为舆论的中心人物了，没人议论，没有无根据的传言那是不可能的。但话又得说回来，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能成为一位万众注目的女影星，毕竟好处要大大地多于坏处。正因为胡蝶的清醒练达，登上“后座”后的她并未因此而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可以傲视同仁，相反，她仍一如既往，与同事相处，谦恭而有礼貌，羸得一片赞扬，这也正是她的聪明之处。她把当选“影后”说成是“一件有趣的事”，她说：“几十年来，这个像游戏之举的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观众对我的爱护，我自己却是不敢妄自称大，所以至所谓‘加冕’礼时，我就一再辞谢。”

“影后”的称号还是给胡蝶带来了许多实际好处，首先，这一荣誉使她在影坛女演员中的霸主地位得到普遍公认，影坛这头把交椅算是坐定了，她可以更加放心更加全力以赴地从事她心爱的电影表演事业，而不必像她的许多同行那样25岁一过甚至不到这个年龄就得把“归宿”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
程。其次，她在观众中的号召力更大了，以后所主演的影片将会得到观众更多的欢迎，这也是令明星公司老板们最兴奋的。第三，胡蝶个人也因此增加了经济上的收入，胡蝶为化妆品所做的广告登在了报刊上，上海的许多日用商品竞相以“蝴蝶”命名，胡蝶的玉照更成为许多刊物报纸的宠物，1933年5月创刊的《明星月报》创刊号就是以胡蝶的玉照为封面的。至于上海有哪家新的公司商店开张或举行庆典，若能请到胡蝶亲莅剪彩，那可是令老板非常自豪得意的事。胡蝶为人十分谦和，老板们通过各种关系来请，虽然心中未见得都愿意去，但碍于情面，还是去的多拒绝的少，以致竟有人公开致函，“谨向明星公司贡献一个意见：胡蝶女士似乎应该做得‘神秘’一些，千万不要随时‘开幕’‘剪彩’，以免给人看得惯了，无啥希奇。[42]言近挖苦了。

纵观胡蝶的从影生涯，1933年初荣膺“影后”的称号的确是一个里程碑，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的最辉煌的年代正是从此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