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蝶荣膺“影后”桂冠，正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影片拍摄中去的时候，中国电影界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左翼文艺工作者大量地介入影坛，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许多电影从业人员包括编剧、导演、演员及技术人员都纷纷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场电影运动，当然也包括胡蝶。
在整个20年代，电影界内尽管有郑正秋、洪深等人始终坚持电影的“教化社会”的功能，但在一般人的眼中，电影仍摆脱不了供人消遣的玩意儿的印象，特别是言情片、古装片、武侠神怪片充斥银幕，电影一直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谈何教化社会？因而，除了鸳蝴派文人以外，文学艺术界的许多人士对电影是不屑一顾的，当年洪深投身电影界的时候，就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不要拿艺术去卖淫”。
这种状况在30年代初有了根本改变。随着电影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电影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明星”、“联华”等公司所拥有的庞大观众队伍以及其作品对观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许多文学艺术界的有识之士对电影刮目相看。这种对群众的影响力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所看重，1931年9月，“左翼文艺戏剧界联盟”（简称“剧联”）已决定进军影坛，参加电影制作和开展对现阶段中国电影的批评。
此时的中国电影发展也正处在十字路口，1931年9月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月，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一·二八”事变发生于中国电影的大本营——上海，战火使电影界蒙受了惨痛的损失。时局的剧变、国土的沦丧和身边的战火使包括电影公司老板在内的电影界人士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有了亲身感受，切肤之痛使他们惊醒。“一·二八”的炮火，一面固然毁坏了无数的建筑物，但一面却树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境地，而替那漆黑一团糟的神怪国产片编制了一支送葬曲。”[43]电影界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发生在身边的重大事件了。
“一·二八”上海抗战期间，明星公司由程步高、董克毅、周诗穆等人组成了一支前线工作队，拍摄了纪录片《上海之战》。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张石川导演了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影片《战地历险记》，该片由胡蝶主演，这也是胡蝶除了《啼笑因缘》和《自由之花》外在1932年公映的影片中主演的唯一一部影片。
《战地历险记》描写的是：在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中国之时，人民奋起反抗，一群大学生也激于爱国热情组织了义勇军，勇敢地开赴抗战前线，在他们之中，有一对刚刚订婚的恋人，他们把爱情埋在心底，各自在前线英勇作战，历尽艰险，都立了功，最后胜利团聚。
胡蝶为自己能主演这部影片而感到非常自豪，这多少也洗刷了“九·一八”之夜跳舞风波强加在她身上的不白之冤。由于该片制作非常匆忙，难免比较粗糙，但公映后仍大为观众赞赏。而且，各家公司拍摄的抗战纪录片也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旧套路的影片被观众所冷落，这使张石川等电影界的巨头们意识到该是转变作风的时候了。
要革故鼎新就得输入新鲜血液，电影界内的创作人员们在旧的套路里陷
得太深了，要他们写出反映时代潮流具有新的意识的剧本看来不大可能。而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请些人进来。1932年4、5月间，素有“明星”智羹之称的洪深不失时机地向“明星”三巨头进言，提出转变方向，请几位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的建议，为他们所接受。
于是，一方面，左翼文艺工作者决定进军电影界（进军的具体办法尚未考虑周全）；另一方面，电影界也主动敞开了门户，左翼电影运动产生的条件成熟了。
明星公司是率先迎入左翼作家的，至1932年5月，“明星”为《啼笑因缘》的拍摄及拍摄权的纠纷耗尽了钱财，而该片却迟迟不能公映，难以彻底澄清的“跳舞风波”也使明星公司背上误国的黑锅，公司前景堪忧，改弦易辙的要求也就更为迫切。三巨头接受了洪深的建议，于是月由周剑云出面，请其同乡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帮助，“再找几位有点名气的作家去做他们公可的剧本顾问。”[44]阿英接受其请，很快找到了左翼作家郑伯奇和沈端先（夏衍）[45]，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打入电影界的一个好机会，遂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提交了报告，在6月底的“文委”会议上，瞿秋白最终同意夏衍等三人就此进入电影界，并说：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妨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46]
在盛夏的一个晚上，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在善钟路霞飞路口一家外国人开的DD咖啡馆与周剑云见了面，周剑云再次表达了相请的诚意，并表明“明星”的意图是请三位对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主意，最好能写剧本，剧本的审查问题公司有办法解决。夏衍称这次会面“是一次相当坦率而又相互间心照不宣的谈话”。不久，夏衍、阿英、郑伯奇分别化名黄子布、张凤吾、席耐芳，当上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并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了“明星编剧委员会”。
继夏衍等进入“明星”，田汉在“艺华”[47]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担任“联华”的编剧，他们分别为“明星”、“联华”和“艺华”编写电影剧本，同时，一大批以“剧联”盟员为主的新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了上述三家公司，并与公司的原有编导和演员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三家公司遂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主要阵地。
对于左翼电影运动兴起的内幕，特别是中共地下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胡蝶是不清楚的，但看到“明星”三巨头“能顺应潮流，和有识之士合作”，有那么多话剧、音乐、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加盟到电影行业中来，使电影界新风扑面，胡蝶在感受到一定压力的同时，更充满兴奋感。从影数年来，虽演过大量的电影，但细细回想，却找不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作品来，倒是阮玲玉在“联华”新片《三个摩登女性》中光彩照人，她塑造的电话接线生周淑贞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该片即是由左翼作家田汉编剧[48]，阮玲玉的演技自不待言，但编剧一反电影界的老调在此时则显得更为重要。
其实，这部被视为左翼电影先声的《三个摩登女性》与胡蝶多多少少还有些关系。该片编剧田汉早年留学日本时就迷上了电影，1926年他首次编写电影剧本，其感受“就像得了一个新恋人似的”。同年，他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他亲拟的剧社宣言称：“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虽稚，魔力也最大，以其能在白日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49]并开拍自编自导的影片《到民间去》，
但未能完成。1927年，他为明星公司编写了《湖边春梦》一片，被搬上银幕。1930年田汉的思想发生剧变，发表《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等文，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剧联”的前身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编写了触及现实生活的电影剧本《母性之光》，1932年加入中共，致力于左翼电影运动。这一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田汉参加了一次电影演员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田汉见到了胡蝶和“明星”的其他几位女演员，还有“联华”的阮玲玉，唐季珊陪同阮玲玉一起赴会的。田汉忆及当时的情景时说：“饭后在庭园里休息时，这些摩登女性们在绿茵碧树间还留过倩影。那位茶商衔着雪茄远远站在台阶上。有人对我提起过他的为人，我当时很愤慨，只觉得阮玲玉何以要嫁给这样西门庆似的人！”[50]
看着胡蝶、阮玲玉这些摩登丽人，田汉联想到社会上对摩登女性的定位，“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动上走在时代尖端，而只是在形体打扮上争奇斗艳”，当然，他不是指胡、阮等人，而是指那些花瓶类的女性，田汉“很哀怜这些头脑空虚的丽人们，也很爱惜‘摩登’这个称呼”，因而产生了编写一部电影来揭示“青年妇女们应该具备和争取的真正的‘摩登性’、‘现代性’”，于是，根据他手头已有的素材，写出了《三个摩登女性》。
在该片中，田汉塑造了三位女性的形象：南国红豆式的热情女性虞玉，热衷于及时行乐；爱情至上的纯真少女陈若英为爱而殉情；电话接线生周淑贞虽粗衣布履，但她热爱生活，乐观向上，关心国家的命运，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忘我奋斗。作者借男主角——一位与三女性均有交往的电影演员张榆之口道出了结论：“只有真正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
阮玲玉饰演的周淑贞的形象，一扫长期以来笼罩着女性角色的脂粉气，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赢得了观众特别是知识层观众的交口称赞，胡蝶也深为该片所感动，同时，对自己正在拍摄中的《狂流》一片，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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