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星公司紧锣密鼓推出《狂流》的同时,左翼文化工作者大举进军电影界,成立于1932年7月由“剧联”领导下的影评人小组逐步占领了影评阵地,《时报》、《晨报》、《申报》、《民报》等数家有影响的报纸的电影副刊几乎都被影评人小组占领了。
左翼影评人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如“剧联”《最近行动纲领》所要求的,对过去的中国电影“加以批判与清算”[55],他们所陈述的中国电影的种种弊端令“明星”、“联华”等相对来说还比较注重电影质量的公司老板和编导演员们也不由得汗颜,而影评所指出的中国电影的希望所在和发展方向也令他们动心,并激发出他们革新的愿望和决心。张石川曾言:“近年来,严正的电影批评鞭策着中国的电影事业渐渐地走上了光明的道路。”[56]郑正秋则把左翼影评形象地比喻为“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左翼影人与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和决策人士走到了一起。
1933年2月9日,由电影界知名人士与左翼影人组成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郑正秋、周剑云、姚苏风、卜万苍、孙瑜、金焰、洪深、胡蝶、田汉、程步高、张石川等2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夏衍、聂耳、龚稼农等11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胡蝶是执行委员中唯一的一位电影女演员,获此殊荣,胡蝶自然感到十分荣幸。电影文化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指出:
年余以来,电影事业在艰苦的环境里,外受侵略,内遭压迫,而尤其是自身的步骤零乱,路线分歧,不明了整个电影文化的重大使命,不能一致去奋斗,以致进步迟缓,建树极少,但是,始终挣扎始终抵抗的精神还是存在。
时机是急迫了,不允许我们再作消极的放任,更不容许我们再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必须亲切地组织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来探讨未来的光明,来扩大我们有力的电影文化的前卫运动,来建设我们的新的银色世界。[57]
电影界的革新潮流已不可阻挡,而紧接着《狂流》公映所引起的轰动则标志着左翼电影初战告捷。该片开掘的直接描写中国社会现实的新的电影题材,和揭示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阶级对立状况的新的电影视角,为左翼电影定下了基调,左翼电影作品从此相继问世。
《狂流》的成功对于困境中的明星公司而言,不啻一针及时的兴奋剂,公司上下深受鼓舞,看来和左翼文人携手这一步是走对了,拍摄《狂流》这样具有现实意义和新意识的影片,既为公司赢得了声誉,又赚了钱,如此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明星”三巨头也为新的电影时代的到来发出由衷的欢呼。张石川说:
过去曾经使自己满足过的一切,在现在的想忆中,便成了幼稚时代吃过的粗粝的糕饼——它曾经使我快乐,而现在是不复为我爱好了。
一九三三年,电影文化协会之成立,我怀着最大的热望。电影在过去,也许可以说是被隔离在新文化的领域之外;
而现在的电影与新文化之结合,诚是挽救电影危机同时又是开展电影新路的基础的要求。[58]
明星公司的演职员们也都发出了类似的呼声。作为明星公司重要一员的
胡蝶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表明自己心迹的文字,也许她不擅长于此,但面对这场触及电影从业人员的巨大变革,她不可能无动于衷,而且,“明星”老板们的思想变革对“一贯听话”的她有着直接的影响,她用行动表达了对这场变革的欢迎和希望。她主演了左翼电影开山之作《狂流》后,又主演了左翼电影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脂粉市场》。
《脂粉市场》是夏衍“专替胡蝶写的”。夏衍一生经历丰富,他于1900年生于浙江杭县一书香之家,原名沈乃熙,字端先。3岁丧父,在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度过了清贫的童年。他是五·四运动的热情参加者,1920年东渡日本,攻读于明治专门学校,学工的夏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孙中山先生旅经日本,夏衍“光荣地在孙先生面前入了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夏衍归国抵达上海,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于同年7月加入中共,同一党小组的都是太阳社作家,由此开始与文艺界的密切联系,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1929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建工作,“左联”成立后任执行委员。1932年成功地打入电影界,从而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和领导人。翌年3月,中共地下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夏衍担任组长。从未接触过电影创作的夏衍刻苦学习,坐在电影院中反复观摩仔细琢磨,并虚心向电影界前辈请教,《狂流》一片他牛刀小试即初露锋芒,使他充满信心。数月后,对电影方法和电影语言又有更多体会的夏衍应张石川之请,为胡蝶“量体裁衣”,“定制”了《脂粉市场》一片的剧本。
《脂粉市场》讲的是一个职业妇女觉醒的故事。公司的收帐员李铭义在携款去银行的路上遭强盗抢劫,他拒不交出装钱的皮包,强盗竟向他开枪射击,他倒在了血泊中。待他的老母、妻子和妹妹翠芬赶到医院时,他已因伤重而去世。李家本不富有,全靠李铭义支撑着,如今铭义一死,全家顿时陷入困境。翠芬的好友杨小姐是一位有职业自食其力的女子,对于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她劝说翠芬走出家庭,谋取职业以维持生活。翠芬的母亲刚失去儿子,舍不得女儿去做事,但为生活所迫,也只好同意了。翠芬经杨小姐辗转介绍,在培德百货公司的包扎部找到了工作。初次上班,翠芬诸事不谙,干包扎这种需要技巧的活不免手忙脚乱,而同部门浓妆艳抹的女店员王瑞兰非但不帮忙,反而冷嘲热讽,翠芬窘迫得更不知如何办是好。厚道的男店员钱国华则过来热心指导,帮助翠芬料理一切,翠芬很是感激。终于熬到下班,翠芬向钱国华致谢,国华送她回家。公司的另一位女店员姚雪芳美丽妖冶,是公司最吃香的部门脂粉部的皇后,常以媚态来吸引男顾客,与公司的林监督关系暧昧,当经理的儿子张有济来追逐她时,她因张有济的头衔比林监督还要大,马上就冷落了林监督。失意的林监督突然发现了新来的翠芬,犹如黑夜中得到明珠,惊喜异常,于是有事无事地常往包扎部跑。王瑞兰以为林监督是为她而来,兴奋异常,请林将她调到脂粉部去,哪知被调到脂粉部的却是翠芬,王瑞兰大夫所望。天姿美丽的翠芬到脂粉部后,皇后的称号很自然地就转到了她的头上。下班了,林监督守在店门口,对等待钱国华的翠芬谎称钱已离店,硬是用车送翠芬回家,国华步出店门,见林与翠芬同行,很是痛苦。不久,张有济也如发现新大陆般的发现了美丽的翠芬,马上丢弃姚雪芳转而追逐翠芬。除夕之夜,翠芬本已与钱国华相约观剧,张有济却前来相请,翠芬无奈而爽钱之约。钱在剧场门口久候翠芬不至,适王瑞兰也一人独来,乃与王一同观剧。不怀好意的张有济将翠芬带至舞场,并在舞场楼上
开了房间,翠芬对张的无耻纠缠恼怒悲恨,愤愤而去,蹈蹈街头,百感交集,想到国华,匆匆赶去,却见国华与王瑞兰在一起。双重打击使她几至发狂。杨小姐真诚相劝:“悲观没有用,消极更不是办法,人生的路本来是很艰苦的”。翠芬终于觉悟到女子职业原来是这么回事,恋爱更是建立在金钱之上,于是鼓起勇气,回到公司请求仍回包扎部工作,却遭公司拒绝。翠芬不相信女人除了受侮辱以外就没有生路,毅然跨出培德百货公司大门,走入了人流中,钱国华则紧随其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
夏衍在编写《脂粉市场》时,除了考虑到情节要对胡蝶的戏路以外,较之《狂流》则更注意含蓄和深刻。该片题材看似与“明星”一贯重视的妇女问题题材一脉相承,但影片的主题已深化得多了。以往的影片多将妇女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传统封建道德的约束,而《脂粉市场》“其主题在说明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与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有同一之命运,盖编剧者之意,以为在现社会之下,所谓妇女经济独立与男女平权等等仅为一种黄色之欺骗与自慰的梦想也。”[59]
《脂粉市场》由张石川执导,这是他导演的第一部左翼作家编剧的电影,也是他作为“明星”老板“转变作风”的第一个实际行动,他对自己能拍好此片充满信心,他曾一语双关地对影评界和观众说:“看我从《脂粉市场》里走上我的《前程》吧!”(《前程》是另一部由夏衍编剧的电影)为此,他为《脂粉市场》配备了最强的阵容,胡蝶主演这是在编剧之初就定下来的,翠芬这一角色对胡蝶说来十分合适,端庄秀丽的外貌,正直沉稳的性格正对胡蝶戏路,且影片中还让她这位电影皇后演了回脂粉皇后。钱国华一角是由龚稼农饰演的,这回他可真的是陪衬红花的绿叶了。两个坏蛋林监督和张有济分由银幕第一大恶人工献斋和此后专演小白脸的孙敏饰演。但甚为遗憾的是影片送检时,结尾的处理未能通得过,张石川只得剪去原来翠芬汇入人流的镜头,而补拍了翠芬离店后又去做女工,有了积蓄后,终于自己开了一家铺子,从而也就削弱了原片的批判意义。
1933年5月,《脂粉市场》片成公映,果然得到观众的欢迎和影评的赞赏,影评一致称赞影片对妇女问题的深刻揭示,同时也对影片的结尾提出批评,称之为“欺骗的麻醉的说教,应受严重的指责”[60],夏衍为此不得不声明,“此节非出原作者本意”。对于胡蝶在该片中的表演,影评也充分肯定,陈鲤庭赞道:“表演以胡蝶及王献斋为最佳。尤其是胡蝶的两个特写的镜头中的思索的表情最出色。”[61]
由于在《狂流》和《脂粉市场》中的出色表演,胡蝶确立了新的银幕形象,这两部影片也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她在回忆录里说道:“这两部影片由于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可见,主演这两部影片是她深以为自豪的事。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