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_电影皇后胡蝶

秋去冬来，左翼电影运动已度过了开拓发展的第一年，这一年中，胡蝶已主演了《狂流》、《脂粉市场》、《春水情波》、《盐潮》等数部体现了影坛新作风的影片，从而成为这一年中主演左翼电影最多的女演员。这些影片使她进入了电影表演方面的新的领域，更加巩固了她在影坛的排头地位。

与此同时，左翼电影也在1933年的中国影坛获得了全面的丰收，除了胡蝶主演的几部影片以外，一批由左翼作家编剧的影片也相继由“明星”、“联华”、“艺华”等公司推出，仅在“明星”，就有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前程》，沈西菩编导的《女性的呐喊》，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程步高导演的《春蚕》，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录》，夏衍、郑伯奇、阿英编剧李萍情导演的《时代的儿女》，阿英编剧李萍情导演的《丰年》等等，在这蔚为壮观的左翼电影潮中，一批演员新人脱颖而出，在明星公司，几位来自左翼戏剧界的兼具文学才华和表演天赋的新进女演员尤其引人注目，她们是王莹、胡萍、艾霞等。

这几位女演员与胡蝶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她们在年龄上要比胡蝶小四、五岁，但年龄并不是最大的差异，她们与胡蝶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个人经历和政治倾向上，与胡蝶相仿的是她们的童年家境都比较富足，都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但不同的是她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王莹是安徽芜湖人，少年时因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后母竟将她卖为童养媳，她成功地逃了出来并继续读书，参加了1925—1927年的大革命，此后来到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艾霞为福建厦门人，幼年时曾随经商的父亲居北京，就读于圣心女校，因恋爱遭到家人坚决反对，为寻求自由，毅然离家出走，只身闯入上海。胡萍为湖南长沙人，毕业于省立长沙女中，中学时代即酷爱话剧艺术，为圆艺术梦，她不顾家人反对，独自来到上海。她们到上海后，都积极投身于左翼戏剧活动，均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员，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后，她们作为左翼文艺工作者而跨入了明星公司的大门。

进入“明星”后，她们一方面在银幕上初显身手，王莹主演了《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艾霞主演了《时代的儿女》、《丰年》，胡萍在《脂粉市场》、《前程》等片中担任配角；另一方面，她们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除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外，艾霞和胡萍还分别自编自演了一部影片，艾霞的影片名为《现代一女性》，带有自传的性质，描写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启发下觉醒的故事；胡萍的影片名为《姊姊的悲剧》，描写了一位农村少女的悲剧人生，直接涉及到了农村和城市都普遍存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她们的言论、所编的剧本和所拍的电影都表明了她们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她们身上有着胡蝶这一代演员所不具备的许多东西。

同在一个公司，胡蝶与她们有很多接触，私交都很好，胡蝶佩服她们的勇气和胆识，但并不准备像她们那样做，胡蝶虽然主演了数部左翼电影，心中也十分喜爱自己新的银幕形象，但对左翼电影的兴起，影坛风气的转变却不肯轻易发表评论。1933年10月，胡蝶应友人之邀，赴杭州出席国绸展览会，杭州各报记者纷纷前去采访，当时影坛让人关注的大事无过于影坛风气的转变，记者们要求胡蝶谈谈对此的看法，胡蝶是这样回答的：

对于这个问题，哦，是的，事情仿佛是样的的：在过去，我们对于都会的描写像是太多了，而对那广大的农村生活反放弃了不去注意，这当然是不
应该的。现在我们是觉察了，又因为都会的描写渐渐地有点叫人讨厌了，所以同业方面的眼光都集中在农村生活和生产事业上去。不过，我们做演员的始终是一个做演员的资格，一个演员所能够尽到的责任，就是只要肯听导演的指挥。其他于剧情的穿插，取材的线路，丝毫无顾问之权，因此我也不能多说什么。”[75]胡蝶的回答有些闪烁其词，可见，除了她一贯出言比较谨慎的原因外，她已感到了一定的风险。的确，当左翼电影刚刚兴起之时，当局并未觉察到多大危险，在1933年5月教育电影协会[76]在南京举行的国产最优影片的比赛中，《狂流》还彼选中“最优国产片”之一，但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开展，当局意识到了它的潜在威胁，遂强化电影检查，1933年9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成立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剧本审查”和“电影检查”两个专门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电检会”。“明星”的左翼影片《女性的呐喊》和《上海二十四小时》在送检时受到了种种刁难，被删剪得支离破碎，后者一直被扣至1934年12月才准予放映。

正因为当局的刁难和左翼电影并不十分对一些市民观众的胃口，左翼影片虽然为“明星”赢得了声誉，但并没有再现《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那样的上座率，明星公司1933年仍然亏蚀。就在当局的压力一天大似一夭，公司的经济又不十分景气的1933年初冬，郑正秋将他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成电影，亲自抱病执导，投入了拍摄，由胡蝶主演。

该片在拍摄过程中易名为《姊妹花》，讲的是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海边渔村，有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赵大，因贩卖洋枪吃官司，被送进了监狱。她的妻子生下了一对孪生姐妹大宝和二宝。不久，赵大拖着一身病出狱回家，妻子想方设法把他伺候好了，他却又要离家去上海搞走私，妻子拦不住他，赌气让他要走连孩子也带走。赵大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就带二室走，二宝长得好看，将来有出息。”其实两姐妹长得是一般的好看，只因大宝脸上生了几处疖肿，才使二宝显得更漂亮一些。赵大带着二宝一走就是10多年，杳无音讯。转眼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宝跟随母亲已在农村长大成人，嫁给了善良忠厚的村民桃哥，小两口相亲相爱，大室怀孕了，日子过得虽很贫苦，却也苦中有乐。可是地方上闹起了土匪，一片混乱，乡民纷纷离家逃难，桃哥和大宝带着母亲随邻居李大哥逃到了山东。大宝生下孩子不久，母亲又生病了，桃哥只得在外拚命地干活以养家糊口，直累得吐血，大室痛心不已。再说二宝跟随赵大长大，赵大将漂亮的女儿送给山东军阀钱督办，改名赵剑英，当上了钱督办的七姨太，一时很是得宠，赵大因女儿的关系，当上了军法处长。二宝也生下了一个孩子，正在到处找好的奶妈。大宝得知钱公馆招奶妈，为了减轻桃哥的负担，决定前去应选。到钱公馆后，大宝首先接受奶水检验，居然跟七姨太的奶水一样，于是当上了二宝孩子的奶妈，而自己的孩子只能留给母亲照看。大宝和二宝这对孪生姐妹分离10多年后相见却不相识，一个是高高在上的阔姨太，一个是出卖奶水的下人奶妈，差异何等大。为了使妻子从钱公馆脱身，桃哥伤病未愈就到建筑工地去干活，不幸从脚手架上跌下，摔成重伤，急需钱治疗，大宝只得去向二宝预支一个月的工钱。二宝正要出去打牌，听大宝说要借钱，立刻一口回绝，大宝苦苦相求，二宝勃然大怒，抬手打了大宝一记耳光就走了。大宝万般无奈，为了救桃哥的命，违心地偷了挂在二宝孩子脖子上的金锁片，哪知恰好被钱督办的妹妹撞见，慌乱中大宝失手碰落柜顶的一只大花瓶，正好砸在督办妹妹的头上，竟将她砸死了。大宝被关进了监狱，可怜她
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大宝被关押的地方，但可恶的看守见她是个穷老太婆，怎么也不让她探望女儿，正当她在监狱门外苦昔哀求的时候，军法处长的汽车来了，眼见军法处长下了车，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哀求，四目相对，两人意外地认出了对方，这军法处长正是赵大。赵大害怕事情张扬出去与他不利，只得请来二宝，让她们母女姐妹相会，二宝真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大宝心中则充满了痛苦与愤恨，但伟大的亲情还是立时融合在她们中间，母女姐妹终于相认。二宝决定要救姐姐，于是，带着母亲和大室，坐着小轿车迅速驶去

郑正秋在创作《姊妹花》时，仍循着他的创作的轨迹，故事基本上在一封闭的家庭结构中展开，仍是一般的悲欢离合，一般的巧合甚至带有宿命的味道。故事曲折，情节哀怨，打动人心，但仔细体会一下，不难发现左翼电影带给他的明显的影响，故事虽在一个家庭内发生，但悲剧的根源已不再限于人性的善与恶，而已越出了家庭的范围，阶级的意识已溶于其中，大宝及其母亲与赵大和钱督办之间的恩恩怨怨已是阶级的对立与矛盾使然。故事发生的年代虽被定在1924年，但谁都能看出故事并不限于那个年代，30年代的中国仍然到处都是导致这类悲剧产生的温床，作品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片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大宝和二宝这一对孪生姐妹，郑正秋选择了胡蝶一人来饰演这两个容貌酷似、性格经历绝然不同的角色。虽说一个人同饰两个角色在胡蝶已不是头一回，在《啼笑因缘》一片中，她就同时饰演了沈凤喜和何丽娜两角，而且性格也颇不同，不过那毕竟是两个正面人物，虽然在性格经历上有种种差异，但心地善良却是一般的。胡蝶从影以来，已演惯了各色正面人物，从大家闺秀到穷苦丫环都得心应手，然对二宝这个本质并不坏却自幼在恶的环境中长大，又当上最坏的一种女人——姨太太的这个角色，不免觉得难以把握。姨太太表面上的那种骄奢阔绰，内心的自卑屈辱，铸就了她在性格上的蛮横刻毒，要表现得恰如其份入木三分的确不易，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流于形式的脸谱化的人物。这个角色是对胡蝶的挑战，若演不好，将会累及已有的声誉，但若演好了，无疑是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胡蝶接受了这一挑战，在郑正秋的悉心指导和自己的反复揣摩之下，终于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大宝、二宝这两个著名的银幕形象。

除了大宝、二宝以外，母亲和桃哥也是关系到影片成败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母亲一角，贯穿全片始终，郑正秋选择了宣景琳来饰演。自打中国有电影女演员以来，几乎都是属于年轻美貌的“旦角”型的，一到年纪稍大（一般不超过30岁）即纷纷退出影坛，在职业女演员中是没有老年人的。一般的影片中，主角总是年轻少女，至于剧情要求的老年妇女的配角，在20年代大多由男演员反串，至30年代，有时用一些临时演员，有时则由年轻演员饰演。宣景琳在《早生贵子》一片中就扮演过老妇的角色，颇为成功，因此，她被郑正秋诸来扮演母亲。片中母亲一角的难度也是较大的，年龄跨度是从20多岁一直到50岁，宣景琳把握剧情要求，循序渐进，将这一形象塑造得细致、真实，分寸把握得极好，为中国影坛树立了第一个丰满的老年妇女的形象。

桃哥一角是由郑正秋的儿子郑小秋饰演的。除了龚稼农以外，郑小秋是与胡蝶配对饰男主角最多的演员。郑小秋成名很早，1923年明星公司拍《孤儿救祖记》时他因成功地扮演了余璞而一举成为著名童星，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也由童星逐步过渡到了“小生”。他曾与胡蝶合演过《火烧红莲寺》、《桃
花湖》、《碎琴楼》、《红影泪》、《战地历险记》、《啼笑因缘》等多部影片。这些影片的题材不外乎武侠神怪鸳鸯蝴蝶才子佳人之类，郑小秋虽不似乃父那般瘦小，但外型却是属于那种忠厚温良型的，算不上英武和风流，因而青年时代反不如童星时代那样光彩夺目。在《姊妹花》中他饰演的桃哥终于使他再展才华，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质朴自然的青年农民的形象。

郑正秋为导演《姊妹花》也可谓呕心沥血，他一贯以导片认真细致而著称，导演此片时，他的身体已极为虚弱，咯血的老毛病更加严重，但他仍是那样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终于完成了这部他一生中最为成功的影片。

1934年春节，《姊妹花》片成公映于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海为之轰动，观众趋之若骛，创下了连映60余天的空前纪录。《姊妹花》的成功也引起了影评界的热烈讨论，虽在影片的题材、思想、方法等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在论及影片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时，却是众口一辞地把胡蝶成功地扮演了大宝、二宝这两个角色视为主要原因之一。的确，《妹妹花》对于胡蝶而言，是她电影表演事业达到巅峰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