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拍完《空谷兰》,胡蝶立即转入了新片《夜来香》的拍摄。当《夜来香》正拍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胡蝶以及明星公司和中国电影界接到了来自苏联的邀请,苏联将于1935年2月举办国际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界百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当然视为一件盛事。
说起这次邀请,不能不提到当时正在苏联的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先生。戈公振生于1890年,江苏东台人,1912年步入新闻界,1913年进入《时报》社,由校对、助编直至升任总编辑。1927年初他自费出国考察各国报业,足迹遍布英、法、德、意、美、瑞士和日本诸国。翌年年底回国,供职于《申报》,1932年3月,他曾以记者身份随国际联盟调查团赴东北地区调查日本侵华真相,9月又随调查团赴欧洲。他对电影事业极感兴趣,始终关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电影界的著名人士都很熟悉,当然也认识和了解胡蝶。1933年3月,他以中央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前往莫斯科,在苏期间,他负责筹办了徐悲鸿赴苏画展,后又积极筹办梅兰芳赴苏公演活动。当苏联为纪念苏联电影诞生15周年,决定于1935年举办莫斯科电影节时,有关人士特地询问戈公振中国电影状况,他向苏方作了详细介绍,并特别推荐中国“影后”胡蝶,苏联电影节的主办者乃决定邀请中国同行赴会。于是,戈公振向明星公司发出邀请电: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周剑云兄鉴:
苏联电影协会所办之国际电影展览会,定于二月开幕,望贵公司推派代表偕胡蝶女士光临;并希代约联华公司亦派代表参加为盼!
弟戈公振自莫斯科发[86]
来自苏联的邀请让中国电影界振奋。当时,世界商业电影的中心是公认
的美国好莱坞,但要说到艺术电影和电影的先锋派则首推欧洲,而苏联电影则以其独特的民族和艺术的特色享誉国际影坛,苏联电影给中国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带来过巨大影响。此次中国电影界能自组代表团,带着中国的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观摩各国最新影片,与各国同行切磋交流,怎能不感到兴奋呢?
代表团成员的遴选颇费了番周折,后经“明星”、“联华”两公司“与中央商询,征求得中央的同意,方决定了出席的人选及参加展览会的影片等。”[87]代表团的成员共有7人组成。即:“明星”制片人周剑云、摄影师颜鹤鸣、翻译孙桂藉、演员胡蝶,“联华”制片人陶伯逊、编剧余一清、副导演黄谦。参展影片共8部,即“明星”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的《渔光曲》、《大路》,“艺华”的《女人》,“电通”的《桃李劫》。
胡蝶是代表团中唯一的一位电影演员,能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而且唯一一个得到了苏联影展会直接寄给请帖的成员,胡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她一直渴望有机会走出国门,尤其是去“探索电影王国好莱坞的秘密。可是世事每每出人意外,当我满心想往着好莱坞的时候,命运之神却偏偏把我带到欧洲。然而美洲也好,欧洲也好,反正不是一样可以见识更多的新事物吗?所以当我得到出国的消息时,心里依然怀着无穷的
喜悦与期待,准备着一游这海外的新天地。”
由于机会来得突然,不免有些手忙脚乱,胡蝶抓紧赶拍《夜来香》,拍了几个镜头,看看是无法在行前拍完,只得罢手,留待回国后再拍。周剑云乃“明星”的重要人物,手头有许多事需要处理交待,自然也无法说走就走,因此,由7位正式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却分三批出发。1935年2月10日,陶伯逊、余一清和孙桂藉三人首批取道满洲里赴苏,同日,黄谦和颜鹤鸣转道日本赴俄。周剑云携夫人和胡蝶最后一批出发,行前,苏联驻沪领事曾在领事馆中为他们饯行,周剑云和胡蝶提出起程太迟恐赶不上展览会的会期了,领事先生为表友好,让他们不必顾虑,他会打电报回国,让展览会延期,务必等他们到达。周剑云和胡蝶这才放下心来。
2月21日,胡蝶及周剑云夫妇终于踏上了赴苏的旅程。是日,苏联政府派来专门接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返任及梅兰芳先生及其剧团赴苏演出的邮船“北方号”自上海启航赴苏,于是,胡蝶及周剑云夫妇正好随船同往。那天中午,码头上十分热闹,胡蝶的亲友和明星公司的同仁都来为她送行。潘有声自然是一直守在胡蝶身旁,此时,胡、潘的恋情早已公开,潘有声为胡蝶有机会走出国门开开眼界而高兴,他真希望能和胡蝶一起远行,但这是不可能的。自与胡蝶相恋后,胡蝶忙于拍片,潘有声忙于商务,两人虽不能天天在一起厮守,但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来相会,胡蝶有什么推不开的应酬,潘有声总是追随在身旁,而胡蝶出席朋友的宴请、聚会,更是会高高兴兴地拉着潘有声一齐前往,在社交场合,他俩总是形影不离,宽厚温柔善解人意的潘有声让胡蝶感到安全放心。偶而胡蝶出外景离开上海,那也仅是小别数日,此番胡蝶出国,可得分别一段相对而言比较长的日子,两人都感到难分难舍。
胡蝶看到,在给她送行的人中还有许多热心的影迷,有些影迷打着旗帜,高喊着“胡蝶万岁”,影迷的真诚带走了胡蝶因即将与恋人和亲友分别而涌上心头的一丝惆怅,她被她的影迷们感动了,她把这一难忘时刻的感受永远地保留在记忆中:
我当时心里除了感激之外,还觉得有点恐慌。对他们的深情厚意,我是心领了,但我想到他们今天来这里送行,对我抱着极大的期望,就不由得诚惶诚恐。参加这次影展,可说是中国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有自己的电影[88]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对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来说,亦是第一次担负“文化交流”的重任,这实在是一次不寻常的远行啊!
下午2时许,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北方号”徐徐驶离码头,沿黄浦江,出吴淤口,航行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胡蝶是第一次乘坐海轮,充满了新鲜感,“北方号”为了此次使命,特地油漆一新,客舱也经过着意修饰。大海的壮丽景色更令胡蝶惊叹,她在船上到处转悠,快活极了。但第二天,海上稍有风浪,“北方号”船体不大,载重仅6000吨,船有些颠簸,从未出过海的胡蝶晕船了,只觉天旋地转,头晕目眩,翻肠倒肚地吐了起来,直吐得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第三天,风平浪静,精神便恢复了许多,重又感到了航行的乐趣,日出之辉煌,日落之壮丽,微风轻拂,海天一色,实在令人陶醉。
舟行6日,27日,“北方号”抵达苏联远东大港海参崴,由莫斯科专程前来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专员和海参崴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的官员已在码头迎接,当然,他们不光是迎接胡蝶,颜大使和梅兰芳也是最重要的客人。胡蝶一行下榻于富丽堂皇颇具古典色彩的切留金旅馆。虽已时
值初春,但海参崴的积雪尚未融化,寒气袭人,好在行前已充分估计到苏联的严寒,带足了冬衣,胡蝶倒也不愁冻着。
在海参威休息3日,胡蝶、周剑云夫妇随颜惠庆大使和梅兰芳先生一行于3月2日登上了西去的特别快车,启程前往莫斯科。窗外是冰雪覆盖下的西伯利亚,初看时很是壮观,但日复一日,渐渐地有些看腻了。好在颜惠庆驻节国外多年,见闻广博,他给大家讲了许多趣闻轶事,车上的气氛因此活跃了不少。同车的梅兰芳先生也是位谦谦君子,待人诚恳,与大家相处极是融洽。胡蝶当年在北平拍《啼笑因缘》外景时曾应邀到梅先生府上作客,与梅先生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同行的众人中,他俩都是既不会喝酒,又不会打牌,当大家打起桥牌时,他俩只能在一旁聊天,于是有人建议胡蝶,“这里有梅先生在,何不就此拜师,就此机会学唱京戏?”梅兰芳视胡蝶同是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谦虚地推辞:“这哪敢当呀!”胡蝶既经提醒,岂肯轻易放过这大好机会,于是一再央求。梅兰芳推辞不过,只得答允:“拜师可不敢,就唱一段‘三娘教子’吧!”胡蝶本以为凭着自己学什么方言就像什么的天赋,学唱京戏总不致太困难,哪知京剧艺术委实博大精深,那一段“三娘教子”,虽梅先生悉心相授,可胡蝶总也学不像,但又不愿就此罢休,遂请先生换段容易的教。于是,梅兰芳教唱了一段易上口的“别窑”,这一段胡蝶是学会了,而且一直未忘。胡蝶因自己曾得过梅兰芳的亲授,故有时会开玩笑地说:“我还是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呢!”
由于攀上了梅兰芳这样的好老师,加之沿途都能买到价廉物美的新鲜牛奶鸡蛋面包和肥嫩的烧鸡,单调的舟车生活变得很是有趣味,日子竟过得飞快,不知不觉,车行已届10日,3月12日,列车平安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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