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车站,颜惠庆、梅兰芳和胡蝶一行人受到了苏联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苏联外交部东方司副司长鲍乐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艺术部主任契尔年科斯基、东方部主任林迪夫人等人均到站迎接,中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吴南如也在欢迎的人群中。一手促成梅兰芳剧团和中国电影代表团及胡蝶访苏的戈公振先生当然也来到车站迎接。
胡蝶一行下榻于京都大旅馆,戈公振设午宴相请,胡蝶等与戈公振均是旧交,老友异国相逢,自是倍感亲切。当晚,中国大使馆设晚宴招待,饭后又请代表团全体成员赴苏联国家第一艺术剧院观看舞剧,剧院场面之宏大,装饰之华丽,设备之精良,让胡蝶叹为观止。
抵达莫斯科后,胡蝶和周剑云最关心的是国际影展之事,这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当他们得知影展已在10天前闭幕,想起行前苏联领事关于请影展延期的承诺,毕竟难以实现,不由得很是失望。继而他们又得知,前两批出发的代表团成员都赶上了影展,他们随身携带来的“联华”出品的《渔光曲》一片在这次有31个国家参加的影展上荣获了荣誉奖,从而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他们既为“联华”感到高兴,更为自己携带的“明星”的影片未及参展而失去竞争的机会惋惜。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苏联同行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迟到而冷淡他们,“苏联电影界的人士仍以同样的热忱欢迎,莫斯科的各大报纸皆登载有胡女士的新闻及照片,胡女士每出入于戏院或是舞厅,皆有人鼓掌欢呼,表示欢迎,至于往大百货商店购物,或是行经街道,则更为路人所注意。”[89]
作为苏联官方机构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代表团抵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即3月13日举行宴会欢迎梅兰芳和胡蝶一行,17日又再度欢宴,气氛颇为热烈。其间,苏联对外影片贸易局安排胡蝶、周剑云等在莫斯科参观游览,他们参观了著名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校,观摩了许多名片。莫斯科电影学校给胡蝶留下深刻印象,该校系科齐全,教学严谨,生源良好,的确是电影家的摇篮。胡蝶身临其境,不由想起自己当年就读的中华电影学校,其设备、条件与此地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又想到中国电影虽在简陋的条件下历尽艰难,也已创造出了可观的成果,又颇感自豪。
参观之余,游览莫斯科的街景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初到的头两天,报纸上尚未刊出胡蝶的照片,莫斯科的居民们还只知梅兰芳而不知胡蝶,但却不知京剧名旦梅先生为男几身,因而胡蝶所到之处,人们往往错认她为梅兰芳,胡蝶感到十分有趣,待胡蝶的玉照登上了莫斯科的报纸,人们才知道先前是弄错了。此后,胡蝶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商店还是大街上,人们都知道她就是那位来自中国的电影明星。纷纷围着她,呼喊着她的名字,赞美她的风姿,胡蝶虽听不懂他们的言语,但读得懂他们友好的夸赞的表情,心中自有一番得意。
除了逛大街以外,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当然也是必到之地,红场之庄严,列宁墓之肃穆,克里姆林宫的壮伟都令胡蝶难以忘怀。
剧场也是胡蝶经常光顾之处,舞剧、歌剧、话剧她都看,虽语言不通,但表演艺术是相通的,歌剧的辉煌,舞剧的精巧都令胡蝶陶醉,但最令她神往的还是话剧,看了莫斯科舞台上的话剧,才第一次领略到了话剧艺术的真谛。胡蝶看到了完全不同于过分夸张和做作的中国文明戏的话剧,布景精致
逼真,演员表演技艺纯熟,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气息,胡蝶为之折服,心中暗想,回国后一定演一场这样的话剧,让国人开开眼界。回国后,她果然说服了明星公司的老板,由公司全体演员排演了一场大型话剧《月儿弯弯》,胡蝶主演该剧,好好地过了一下话剧瘾,此乃后话。
3月24日为《姊妹花》的招待观摩日,苏联电影事业总管理处处长密苏斯基和对外影片贸易局长乌善也维奇作为主人亲自出席,在莫斯科的电影界人士应邀参加。影片开映后,坐在观众席上的胡蝶有些紧张,虽说《姊妹花》在国内深为观众所喜爱,但在异国他乡,尤其是在这些外国行家面前,能得到艺术和思想上的认同吗?胡蝶心中不免忐忑。
历时近两小时的放映终于结束了,放映厅内灯火复明,观众纷纷起立,向胡蝶热烈鼓掌。他们那真诚的掌声告诉胡蝶,他们看懂了(尽管有语言障碍)和接受了《姊妹花》,赞扬是发自内心的,胡蝶受到热情的感染,紧张的心情也随之而去。
放映结束后,主人盛宴相待,宾主互致祝词。周剑云首先致词,对苏联文化电影界的热情招待深表感谢,并盛赞多年来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的良好的启发和影响,他举杯祝愿中苏这两个历史悠久、国土邻接的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日增亲善。密苏斯基起而致答,他说,电影正表现出两种新的倾向,一是电影的基础须根植在民众的立场上;一是电影的内容须偏重写实,“本人从这几天所看的中国影片来判断,中国的影片即具有这两种倾向,所以本人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90]
苏联著名导演杜甫仁科继起致词,他说:“本人从前在欧洲,也看过许多西方人所摄制的中国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对于中国总加上许多曲解;并且所出演的中国人,总是代表下流的角色的,所以本人那时候就想:中国恐怕是毫无电影事业可言吧,以至最近看到真正的中国电影,才觉得中国的电影片,不仅是摄制的技术好,就是表演也非常的好,何况表演《姊妹花》的主角胡蝶女士就在眼前呢!所以本人以为电影确是促进民族了解的最好的工具。”[91]
出自两位苏联行家之口的对中国电影和胡蝶表演艺术的称赞,令胡蝶喜形于色,两位的颂词虽不免有出于礼貌的考虑,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胡蝶在国内赞美之词自然是听了很多,但在遥远的异国能亲耳听到行家的赞扬,则又是另一种滋味。胡蝶起立致谢词,她感谢苏联对她的热忱,并表示这次在莫斯科,不仅参观了许多电影机构和观摩了许多名片,还看到了许多新社会的建设,在这许多新事业中,皆有妇女参加,这是她最感兴趣的,“本人以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必须以男女平等为基础。”[93]胡蝶对苏联的赞美之词确是发自内心,演了那么多反映妇女地位低下,饱受磨难的电影后,再看看苏联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感触良多,她的聊聊数语,赢得了满场欢呼鼓掌。欢宴至午夜始散。
胡蝶主演的另一部影片《空谷兰》被安排在4月2日于莫斯科电影厅公映,胡蝶及周剑云夫妇遂抓紧映前的时间赶往列宁格勒参观游览,他们于3月27日在戈公振等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受到了列宁格勒电影界同行的热忱接待。在该市的数天中,参观了较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游览了沙皇行宫、博物馆等处及街景,趣味盎然。胡蝶一行此行纯为参观游览,并未带有影片,列宁格勒的同行们很想见识一下中国电影,于是又从莫斯科紧急调来《姊妹花》,在该市的电影厅公映。该
片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似乎又一次印证了艺术无国界这句话。
4月2日,胡蝶一行赶回莫斯科出席《空谷兰》的首映式,为了表示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的敬意和欢迎,电影厅刻意装饰了一番,在一进门的大厅内,悬挂着用中文写就的大横幅;“苏联的艺术创作人员向中国电影界工作人员致敬礼!”沿扶梯两旁,挂满了明星公司男女演员的照片,胡蝶的大幅照片被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
这天的来宾中有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名导演普多夫金及数十位苏联演员,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亦前来观片,开映前,胡蝶首先被介绍给来宾,鲜花和掌声再次令胡蝶开心不已,而且这一次她已无需像初映《姊妹花》时以紧张的心情等待评判,《姊妹花》已为她赢得了声誉,《空谷兰》即使有些缺陷也无关紧要了。
映演结束后,照样举行了晚宴。普多夫金举杯致词,“赞美胡女士表演的技巧,并祝中国新兴的电影事业前途无疆。”胡蝶起而作答,感谢宴会主人和各位来宾的盛意。席间,私下交谈中作为一代名导演的普多夫金诚恳地向胡蝶指出了《空谷兰》的两点不足:一是对白太多,类乎讲演;二是镜头运用过于呆板。普氏不愧为行家里手,所言确实精当。
当中国电影公映于莫斯科之时,与胡蝶同船同车同时抵达莫斯科的梅兰芳所率的剧团在剧院上演的中国京剧则令苏联戏剧界的同行们既感新奇,复又叹服。但凡有梅兰芳的演出,胡蝶只要有空,总是前往观看。一边看戏一边当起了义务解说员,尽其所知回答前后左右观众关于中国京戏的各种问题。
胡蝶自到达莫斯科以来心情一直挺好,可就在她行将离开莫斯科前不久,一个来自国内的消息使她极为震惊和痛心,那就是阮玲玉自杀身亡。消息最初来自大使馆的一位秘书,胡蝶尚不肯相信,直到该秘书拿出来自国内的报纸,才不得不相信这一悲惨事件确已发生了。
原来,阮玲玉于1934年主演了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一片,该片取村子自杀身死的文霞的事迹。文霞自加入明星公司后、曾有一段辉煌的时期,但周围黑暗的现实和个人爱情生活的不幸,使她由苦闷彷徨而陷入了不可解脱的迷惘颓丧,于1934年2月12日自杀身亡。《新女性》揭露黄色小报的记者们是致其死亡的罪魁之一,戳到了黄色记者们的痛处,他们向孙师毅、蔡楚生发起了围攻,但并没能压倒孙、蔡二人,于是集中火力将污水泼向了主演阮玲玉。他们利用张达民大耍无赖手段,在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伪造文书罪”,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妨害家庭罪”和“通奸罪”之机,在报刊大肆渲染,刊登一些极不负责的轻薄文字,形成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势,铺天盖地般向阮玲玉压来。一向十分爱惜名声的阮玲玉敌他们不过,只得选择了以死抗争之路。193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的清晨,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书,服安眠药自尽了,时年仅26岁。
胡蝶与阮玲玉友谊深厚,因此,当噩耗传来,“犹如青天霹雳”,胡蝶几乎“失去控制”。她回想起与阮玲玉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即将出国之前,胡蝶特地去阮玲玉家向她辞行。阮玲玉感慨地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此机缘。”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处境,阮玲玉有些伤感。胡蝶连忙相劝:“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这确是胡蝶的经验之谈。阮玲玉听后似乎想开了许多,含
泪带笑地说:“你真会劝人。”胡蝶再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俩最后一次相会。
胡蝶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
尤其使我难过的是,我们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见一次,便成永诀。殓不凭其棺,乏不临其穴,此恨常留心底,至今未已。然而当时我们远羁异国,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随后我和剑云先生商量,立即拍电报回中国吊唁,聊表我们哀悼之意于万一。浮生若梦,世事的幻变大使人惊讶了。阮玲玉的死给胡蝶以不小的震动,正是事业鼎盛的她竟也生出“人生若梦”的慨叹,这对她在今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上不无影响,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了。此时胡蝶和周剑云必须立即作出的选择是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后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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