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从来就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对于30年代的女影星来说，就更是重要。胡蝶与所有的女影星一样，婚后就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抉择。当时在被视为“吃青春饭”的演员这个行业，许多女影星都在婚后退出了演艺圈子，特别是那些嫁给演艺界以外的有钱的或居于高位的男人们的女影星更是在丈夫光环和金钱的庇护下，过起了有闲阶级阔太太的生活，且多以此为满足。胡蝶与她们不同，首先，10年银海生涯，尤其是30年代红极一时，已积蓄下了可观的金钱与财富，无需依赖男人来供养；其次，胡蝶所嫁的丈夫也不是什么大富翁和大官，其钱财和地位均不及胡蝶，更难能可贵的是潘有声并不像世俗的达官贵人那样，一旦将影星娶到手，就要藏娇于金屋而不愿其抛头露面继续拍电影，潘有声深知电影对于胡蝶的意义，并没有主张胡蝶婚后即告别影坛。但是，胡蝶倦了，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片，无聊小报的明枪暗箭都使她急于找到一个避风港，好好地休整一番，而与潘有声共建起爱的小巢，无疑是她这艘在银海漂泊了10年的小船的良港。因此，胡蝶在婚前就“打算从此息影，打算激流勇退”，“结婚后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可见，胡蝶虽然也选择了婚后息影的路，但她与一般女影星选择这条路的动机与目的均有不同。
1935年底，胡蝶与明星公司的合同即将期满，胡蝶就此提出了退出影坛不再续订合同的请求，张石川和周剑云如何肯答应，胡蝶对公司委实太重要了，胡蝶的影片一直是最卖座的，那些花高额成本的大制作自不待言，即使是剧本一般拍摄投资也较少的影片，只要由胡蝶主演，仍能有高的上座率。胡蝶在1935年仍是对观众最有号召力的演员，电影界中尚无出其右者。结婚可能会使她的号召力有所下降，许多影迷对于他们的影星偶像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他或她的结婚，婚姻可能导致部分影迷更换偶像，但胡蝶演的影片人们还是会争相观看的。明星公司刚刚花费巨资建了新厂，要大干一场，对胡蝶正寄予厚望，怎能同意她退出？于是，张石川、周剑云一再挽留，胡蝶碍于情面，只得答应仍留在明星公司，但每年以拍一部影片为限，张、周二人见胡蝶退意甚坚，能答允每年一片已是不易，也只好就此同意了。
为了给婚后继续从影的胡蝶打气鼓劲，《明星半月刊》特地发文批驳影星结婚要影响其地位的观点：
胡蝶女士是地位很高的电影女明星，因此她的结婚（这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就引起了广大的影迷的注意，或者说是兴味。——这也不希奇，因为电影明星的行动，本来就极引人注目的。
可是我们听到过许多人的意见，说是电影明星结婚，要影响到她的地位的。这样，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电影明星的结婚会影响到她的地位呢？假如她的
地位原是用自己的修养和努力换来的话。这是我们所不懂的。
因为私生活的关系吗？电影演员的艺术修养，当然和他们的私生活有关，但结婚并非就是生活的堕落
胡蝶女士是结婚了，我们除祝颂她的私生活的幸福以外，还希望她在艺术上有更多的努力，更好的贡献。对于那样不合理的谬见，我们期待着事实的有力的反证！[123]
胡蝶的确以实际行动提出了“有力的反证”，《劫后桃花》一片就是在
胡蝶婚后才拍竣和上映的，该片得到了影评界和观众的普遍赞誉。而真正在胡蝶婚后才开拍的第一部影片则是《女权》
《女权》由洪深编剧，这是他根据自己写的《爱情的逃亡者》的剧本改编的，该剧本曾在《文艺月刊》1935年5月号和6月号上连载，引起读者兴趣，张石川乃请洪深亲自改编为电影剧本，并由张石川自己执导。
《女权》讲述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怀着服务社会、追求解放的志向走上社会，四处碰壁终于失败的故事。宋嘉玉在中国女子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慷慨陈词，表达了她的远大抱负，为众所瞩目。当她“金榜题名”不久，就迎来了“洞房花烛”之夜，走进了茶商余伯远的家庭，但纸醉金迷的生活很快使她产生了厌倦之心，在一次赈灾舞会上，她识破了丈夫与交际花章太太的秘密，受到极大刺激。她痛感丈夫余伯远不懂尊重女子的人格，并非理想的终身伴侣，毅然无条件地和余伯远离了婚。离婚后的宋嘉玉只身来到天津华兴银行就职，但在银行里，同事们觊觎她，包围她，引诱她，甚至一个年轻的行员因追求她而自杀。她觉得这种职业有害无益，决然地离开了银行，经老同学介绍，前往徐州培英中学任教。由于她深得校长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招致同事们的嫉妒、倾轧和排挤，她又被迫离开。宋嘉玉转而想以力气换饭吃，于是进了纸烟工厂当女工，但却受到工头侯先生的侮辱，她怒斥侯工头，愤而辞工，转赴纱厂，侯工头设计陷害，宋嘉玉被捕。法庭上，宋嘉玉的辩护律师夏先生仗义执言，宋嘉玉获救。回想几年来到处碰壁，不由心灰意冷，又感于夏律师相救之德，乃接受了夏律师的求爱，并将以此为归宿，但当她听到邻居杨太太被遗弃的悲惨遭遇时，明白了以利害结合的，终不能永久维持安宁，况且自己的抱负远没有实现，因而她毫无留恋，不辞而别。
从《女权》中可以看到编剧洪深曾受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的影响，宋嘉玉的两次离家出走与娜拉出走异曲同工，而宋嘉玉在烟厂的遭遇和最终走入社会汇入人流之中的结局，与《脂粉市场》中的陈翠芬也颇相似，妇女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从而也就成为电影戏剧反复表现的主题。
张石川在导演该片时是很认真的，随着胡蝶将逐渐淡出影坛，张石川必须抓住机会，将胡蝶主演的影片拍好。在《女权》中，胡蝶饰演的宋嘉玉的角色贯穿影片全过程，其余的角色都是只有一度出现的配角，但张石川却动用了公司几乎所有著名演员来为胡蝶配戏。“演员方面如果夸张一点，说它是中国第一部演员阵线充实的片子，也不为过。”[124]《女权》开拍于1936年4月，制作过程十分精细，每个镜头都经过反复排练，直到满意方才正式拍摄。胡蝶对于饰演宋嘉玉这样的角色，已很有些经验和体会，导演的要求她都能很准确地表现出来，有时还能设计一两个令张石川意外的表情动作，胡蝶从张石川眼里看到了嘉许的目光，但是，胡蝶总感到自该片开拍以来，张石川显得异常严肃心事重重的样子，胡蝶知道，公司又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了，但她却不知张石川正在酝酿着明星公司的一场变革。
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年底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燃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火焰，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1936年1月27日，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也相继成立。2月，文学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5月，电影界也揭出了“国防电影”的旗帜。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如火
如荼之时，明星公司进行了新的改组，为了枫林桥新厂的建立，明星公司已耗尽了资金，只有拍摄符合历史潮流的影片才能尽快地挽回经济上的颓势，于是，周剑云再度出面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文化工作者联系，恢复了“明星编剧委员会”，并将公司的不动产向银行抵押，筹得资金，将曾云集了左翼影人的电通公司[125]结束后的电影人材吸纳进明星公司，设立“明星二厂”，并公开发表《明星公司革新宣言》，宣布革新计划和制片方针，指出“剧本的取材和思想，以能够服务时代，有充分的社会价值为第一义”，“不主张生硬的说教，但绝对排斥糜烂的、麻醉的、毒害观众的所谓‘纯粹娱乐’的倾向”；“为了民族，也为了本身的事业，我们预备立即从事国防电影的摄制。”[126]明星公司的老板们审时度势，积极地加入到了国防电影的摄制潮流中去。
胡蝶对于明星公司的改组和革新，特别是拍摄国防电影是衷心拥护的，她在改组后的“明星一厂”（即公司的原班人马）演员的排名表中仍列首位，[127]但她既萌退志，且心意已决，加之国防电影也与她演惯了的大家闺秀和多情女子的戏路不合，她并没有加入到国防电影的摄制中去。
在《女权》拍摄过半之时，胡蝶又接下了她在明星公司的最后一部影片《永远的微笑》。该片的编剧是被左翼影人称为“御用文人”的刘呐鸥。他以鼓吹“软性电影论”而起家，1933年，他与黄嘉谟等人创办了《现代电影》杂志，在当年的12月号上正式揭出“软性电影论”，指责左翼电影“内容偏重主义”，“充满干燥而生硬的说教”，使“中国软片变成硬片了”，主张寻找“纯粹的电影事件”，恢复电影艺术“纯真的表现”，“丝毫不带副思想”，认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故而应是软性的。“软性电影论”遭到了左翼影人的批驳，但它的制造者们并不罢休，他们将自己编写的“软性”剧本推荐给多家公司，艺华公司摄制的《化身姑娘》可被视为该派的代表作，1936年6月公映，左翼影评予以迎头痛击，但该片却赢得了许多市民阶层的观众，卖座甚佳。因此，已经宣布立即开拍国防影片的明星公司仍然忍不住拍些迎合市民口味的影片，于是，刘呐鸥的《永远的微笑》就被明星公司接纳了。
影片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红歌女虞玉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马车夫何启荣，发现何启荣正在读法律函授学校，很为他的上进心所动，表示愿意资助他求学，何启荣很是兴奋，将虞玉华视为知己。何启荣在虞玉华的帮助下，终于考试合格，当上了见习检察官，但有一笔债务急需偿还，他又来求助于虞玉华，恰逢虞玉华的积蓄刚被人洗劫一空，她为帮助心上人，只得违心地向当铺经理程照借款。程照一贯为虞玉华捧场，并怀着不轨之心，虞玉华非常厌恶他，此番登门告贷实出无奈。程照见有机可乘，百般侮辱，虞玉华奋起反抗，用剪刀刺死了程照，被捕入狱。何启荣再也没有料到他当检察官后起诉的第一个案子竟是自己的恩人和爱人虞玉华杀人案，他想回避，但虞玉华对他说：“我帮助你，原来是希望你做一个勇敢的、尽责任的人，不要为我而徇法！”开庭的那天，何启荣以检察官的身份，硬着心肠对虞玉华进行起诉。虞玉华听到死刑判决时，预服的毒药也已发作，何启荣抱起虞玉华大哭，虞玉华却不许他哭，要他勇敢一点，学她在无论什么境遇里，永远微笑。
《永远的微笑》的导演是以善导“艺术影片”著称的吴村，胡蝶曾在吴村的签名册上写过这样一句话：“希望你导演我！”这个希望直到《永远的
微笑》方才实现。吴村为导此片，作了细致的准备，开拍前，他曾专程赴南京观察秦淮河畔歌女的生活，并选定了外景地。该片于1936年10月开拍。
影片中青年马车夫何启荣的饰演者原定为赵丹，赵丹在得知了影片的内容后，婉拒了这一角色，该片虽然也描写了歌女的不幸，然而又造出了出身贫贱的马车夫考上检察官进入上流社会的神话，而备受摧残的歌女却要人们面对苦难永远的微笑，显然是一部与左翼电影背道而驰的影片。因赵丹拒演，公司只得换上了胡蝶的老搭档龚稼农。
胡蝶则缺乏赵丹那样敏锐的政治嗅觉，她甚至将拍摄《永远的微笑》也看成是已经启动了的明星公司革新计划的内容之一了。她曾对记者说：“演着《永远的微笑》同时还在演着张石川先生导演的《女权》，我已经一年以来，没有这样紧张的工作过了，可是，看着目前公司革新以后的活跃和紧张，我是只觉得兴奋，而一点不感疲倦。”[128]胡蝶为拍此片，的确十分卖力，她也曾在外景地南京夫子庙细细体察歌女们的生活，片中的插曲都是由她亲口所唱，为唱插曲，她苦练了相当的时日。
《永远的微笑》于1936年底拍竣，导演吴村对胡蝶的表演十分满意，“至于演员，自然是胡蝶女士最值得系念，她以丰富的演技经验，来接受我肤浅的理解，固是绰有余裕，她在我眼底的特点是交际修养造就的规则动作，若眼，若眉，若发音，都有修整，也则是所谓已成为‘胡蝶型’的了。”[129]这位最后一位为胡蝶导戏的导演在称赞胡蝶之余也道出了胡蝶演技的一个秘密：即胡蝶总体上是属于经验型的演员，是啊，在演了那么多似曾相识的女子后，其表演也就难免落入程式化的窠臼。
1937年1月，《永远的微笑》作为明星公司新年第一部影片隆重推出，在新中央、中央和新光三家上海一流的影戏院上映，公司为该片作了空前规模的宣传，影片上座率甚高，胡蝶也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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