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居香港_电影皇后胡蝶

拍完《永远的微笑》，胡蝶已践与明星公司“一年一片”之约。1937年春季来临之时，胡蝶终于摆脱了繁忙的拍片生活，至少在这一年内，她可以与潘有声长相厮守在一起了。胡蝶之淡出影坛，收入当然也随之减少，潘有声感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压力，他要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就必须更多地赚钱以供给家用。尽管胡蝶的积蓄颇丰，但总不能让不小的家用开支弄得坐吃山空。潘有声早有赴香港发展的计划，只是为了胡蝶的影艺事业而一直不能付诸实施，现胡蝶既已不再终日忙于拍片而可以随他走四方，他实施自己计划的时机也就到来了。潘有声与胡蝶开始作移居香港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奋起抗敌，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上海的电影界也不例外，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和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等抗日救亡的组织相继成立，许多著名的电影编导、演员纷纷加入救亡演剧队，赴内地和前线从事宣传演出活动。随着1937年底上海、南京的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他们亦辗转奔赴武汉、重庆，继续从事抗战影剧活动。此外，一部分广东籍的影人则南下赴港，为香港的电影界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还有一部分影人留在了上海。

上海于1937年11月12日失守，但英、美、法三国拥有占据着上海市区精华地段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与此三国尚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便进入祖界。因此，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就成为日军占领区包围中的一个“孤岛”，暂置身于日本法西斯统治之外，维持着基本正常的生活秩序。留在上海的影人们利用这块“孤岛”，继续从事拍片生涯。但是，战火使上海电影界蒙受巨大损失，明星公司尤为惨重，明星公司在枫林桥的总厂厂址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驻南市部队司令部，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

明星公司既亡，胡蝶与它的一年一片的协议当然也就一笔勾销了。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他的事业，胡蝶带同家人也就理所当然地在抗战爆发后避居香港。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暂时还不存在战争的直接威胁，试想，上海的租界尚能在日军的包围中苟延残喘，香港也就不用更多的担心了。胡蝶赴港后与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平静的时日。潘有声在洋行工作，收入颇丰，工作之余，则喜好跑马，也喜欢买马，“爱马迹近于癖”，“马有专人照料，不时还要喝点白兰地、鸡蛋，还得请人按摩，有专门的马师。”潘有声如此爱马，使得胡蝶对这些马都有点嫉妒了，她曾与潘有声说笑：“你爱马已爱过你的妻子了，对马比对妻子还好。”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爱马归爱马，潘有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妻子的爱。胡蝶也承认，“有声虽然爱马，却也未曾因此而废了正业以致玩物丧志，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给我一个舒适温暖的家庭。”

胡蝶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而香港人对她也不陌生。她在香港也是位知名人物，两年多前她欧游归国途经香港时曾有过万人夹道争相目睹其芳容的
场面，今避居香港，生活自然也不会寂寞，记者采访和外出时被人认出而围观是家常便饭，香港的一些社会名流的夫人太太们也都乐意与胡蝶结交，胡蝶经常参加她们的聚会。胡蝶在上海时就爱好打网球，并在住宅后拥有自己的网球场，到香港后，仍然保持着这一爱好，并加入了香港的网球俱乐部。让胡蝶无可奈何的是，“对网球虽然喜爱，只是我的技术很不高明，很少能接得住球，我常说不怨我技术不好，是球太小了。”

胡蝶来港后表面上一直过着一种悠闲舒适的日子，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安宁。战火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干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欧洲上空也是战云密布，身在香港的胡蝶和潘有声，一直关注着国内战事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演变，“我们虽然苟安于此，却一直心悬着内地的抗战。而且依战事的发展，我们也曾预料，不可能在此长久住下去。”因此，胡蝶的心情逐渐变得焦虑起来。

但既来之，则安之。胡蝶除了持家和社交以外，出于职业习惯，对香港的电影业也作了一番考察。香港是上海以外中国电影的另一个基地，电影的起步还是比较早的。1896年电影就正式传入了香港，1898年开始有商业性的电影放映，所映均为西洋影片。1913年，主持“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组成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1923年，黎民伟又与其堂兄黎海山、黎北海等组成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了一批纪录片，并于1925年拍摄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同年，民新公司迁往上海。1930年，联华公司宣告成立，并在香港设立总管理处（后迁往上海）和“联华”港厂。不久，天一公司从上海迁至香港，同时，香港本地还相继成立了“大观”、“全球”等电影公司。在整个默片时代，香港一共拍摄了28部无声片。香港拍摄有声片始于1932年，至抗战爆发，所拍声片清一色为粤语片，其发行范围基本上限于港澳和广东以及南洋地区和北美华人社区，很少进入内地市场。香港的粤语片与上海的国语片由于语言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两者之间了无关联。香港的电影编导和演员主要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少数在上海崭露头角后再来港谋求发展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广东籍人士。电影作品也以打闹逗笑的商业片为主，其艺术品位远不及上海影坛。

抗战爆发后，香港电影界有感于全国范围的抗日高潮，由印山笑、林坤山、苏怡等发起成立了华南电影赈灾委员会，从事各项救亡工作，并由“大观”、“南粤”、“南洋”（前身为“天一”）等6家影片公司合作，集合了香港电影界全部人马，拍摄了以抗战为题材的粤语片《最后关头》，并将收入捐献给抗日将士。其后，各电影公司相继拍出了一批描写抗日的粤语片。但平庸无聊的影片仍占港片的多数，鬼怪、武侠、恐怖、色情，无奇不有，就是抗日影片本身，也难免内容浅薄、粗制滥造之弊。

胡蝶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到香港后虽已离开电影界，做起真正的家庭主妇，但这颗心仍念念不忘电影界的事，也特别留心一些上映的电影，哪些受观众欢迎，哪一些演技可取。”香港电影总的来说令胡蝶这位在上海影坛堪称一流的影星感到失望。胡蝶居港已届一年，完全赋闲在家，不免有些久静思动，况且与潘有声“结婚时，原是有约在先，少拍电影，但不是不拍电影”，胡蝶又有些想念水银灯下的生活，电影毕竟是她10年来生活中最最重要的内容，她也从心底里喜欢拍电影，倦了歇歇可以，但要就此完全告别影坛，心中却是不忍。然而香港的电影界一来她有些看不上，二来也不易打
进去，首要的条件必须会讲纯熟的粤语，胡蝶虽说也是广东人，童年也曾在广东生活过，但毕竟隔了10多年，对粤语已经感到相当的陌生，平时也在加紧练习，只不过离拍电影的要求还差了一截。因此，胡蝶尽管有心再拍电影，一时却没有合适的机会。

1938年春的一天，一位30年代后期崛起的上海影坛的要人张善琨的造访，终于让胡蝶重下银海。想当年，张善琨涉足影坛之时，胡蝶早已登上“影后”的宝座，对于张善琨在电影界的迅速发迹，胡蝶还是很感惊讶和佩服的。张善琨生于1905年，浙江吴兴县人，自幼即喜爱文艺，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更加深了他的“艺术瘾”，同时也流露出他的“生意癖”。他曾从事过香烟广告业务，1930年，他投在黄金荣的门下，成为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的董事，后来做到总经理。1933年又接办了大舞台，专演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由此对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于1934年上半年创办了新华影业公司。公司创办伊始，业务尚未开展，张善琨凭借着曾做过香烟广告宣传的经验，在报纸上大做起正在筹拍中的首部影片《红羊豪侠传》的广告，声称“这部戏是本公司第一部倾全力惊人的大伟作，共动员一万五千人、资本九万元、服装六千套、布景四十堂、道具五千件，惨淡经营一年又六个月，方才摄制成功。”1935年，这部实际上制作粗糙的影片摄成公映，由于广告大摆噱头，招徕了观众，张善琨的生意经于此可见一斑。张善琨也知道光靠骗是不行的，待公司的第二部影片《新桃花扇》拍摄时，就很下了一番功夫，重金聘请了“联华”的金焰和“明星”的胡萍出任男女主色，并由欧阳予倩执导，映后令新华公司赢得了好名声。

真正令“新华”出尽风头的是该公司于1937年拍摄的《夜半歌声》，影片所塑造的革命者宋丹萍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奇特的银幕形象，他因演出进步戏剧和与富家少女相恋而遭毁容厄运，忍辱负重，隐藏于剧院顶楼10年，最终报仇雪恨。影片既充满激情，又有几分恐怖。该片给胡蝶留下了深刻印象，至耄耋之年作回忆录时仍不能忘怀，她说：“有一部影片不能不提一下，这部影片不仅当时轰动一时，今天年在五十岁以上的观众也必定记忆犹新。人们可能不记得出品影片的公司，却不会不记得这部影片，这就是《夜半歌声》。”也正是因为这部影片，胡蝶对张善琨刮目相看。

抗战爆发后，张善琨留在了上海“孤岛”，他的新华公司是“孤岛”内第一家恢复拍片的公司。最初两部影片制作极为一般，卖座却奇好，张善琨乃决定放手大干，于1938年补拍战前即已开拍的《貂蝉》。由于该片主要演员已撤离上海，张善琨为此专门带人去香港补拍。抵港后，他利用拍片之余，专门拜访了寓居香港的胡蝶。他知道，明星公司难以复业，胡蝶已成自由之人，若能不失时机地将对观众极具号召力的胡蝶招至麾下，那可是为公司添了一棵摇钱树。而此时的胡蝶，“对电影的爱好与留恋，并未因离开影界而淡出”，所以当张善琨邀其重下银海时，她“也就欣然应命了”。

1938年，胡蝶在香港为新华公司拍摄了《胭脂泪》一片，由吴永刚执导。吴永刚是30年代上海联华公司的著名编导，他的作品不算很多，却以精致而著称，其代表作亦是成名作是1934年拍摄的阮玲玉主演的《神女》，描写的是为生活所迫而沦为暗娼的妇女的悲惨生活，该片亦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抗战爆发后他留在了上海“孤岛”，受聘于张善琨的新华公司，公司的投机作风使得他无法继续电影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只能拍摄一些商业影片，《胭脂泪》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随着《貂蝉》、《胭脂泪》等片在上海“孤岛”放映大受欢迎，“孤岛”内掀起了古装片的热潮，此次热潮来势之凶猛，拍片之粗制滥造，较之2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古装片热潮有过之而无不及，20余家电影公司很快地又将中国古代著名的传说、故事（多为艳情故事）拍了个遍，张善琨的新华公司从拥有的编导演摄人员到资金设备厂房，在“孤岛”均独占鳖头。张善琨与金城大戏院订有合同，所有“新华”的影片，一律在“金城”首映，随着制片的增多，“金城”已来不及放映，为避免积压，他又另行打出华新、华成影业公司的牌号，将“新华”的部分影片改用上述两家公司的名义上映，以便不受合同的约束。

胡蝶虽加盟了张善琨的新华公司，但拍片已退居她生活中的次要位置，主要是解解闷玩玩而已，因而她并未因此而重返上海，而是由张善琨派出摄制组来港专为胡蝶拍片，这样，摄制费用势必较高，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张善琨也就不很热心了，胡蝶在港在“华新”的名下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拍摄了《绝代佳人》和《孔雀东南飞》两部制作尚可的古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