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胡蝶与潘有声及家人避居香港已经跨过了4个年头。早在胡蝶婚后不久，她的父亲就因癌病去世了，因此，在港的4年中，潘有声主要忙于在外做生意，以保证家庭的经济来源，而胡蝶除了偶然拍两部电影外，操持主仆10余人的不算小的家庭的担子主要落在了她和母亲的身上。1941年时，胡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上有老、下有小的胡蝶感到了生活的重压，自己的责任委实不小。
生活的压力并非经济上的，凭着胡蝶多年的积蓄和间或拍片的片酬及潘有声的收入，胡蝶一家在香港的生活堪称富足，压力主要来自于越来越严峻的时局。香港虽然暂时还不存在战争的直接危险，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长趋直入总让人揪心，特别是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广州，更构成了对香港的直接威胁。此时，英国政府正忙着在欧洲绥靖德国，不惜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一次次地满足希待勒那贪得无厌的领土需求。1939年9月1日，德国仍然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袭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身在香港的胡蝶听到欧战爆发的消息更是忧心忡忡，英国的参战对香港居民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940年5月，德军在西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法国很快沦亡，英伦三岛则遭到德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局势岌岌可危。德军的炮弹虽落不到在远东的香港，但德、日、意法西斯已公开结盟，凶残的日本侵略军与香港近在咫尺，英、日间的战争看来也在所难免。
面对着日益迫近的战争，胡蝶忧心如焚，在1941年上半年拍完《孔雀东南飞》之后，就再也没有接新的片约。“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看来香港也已危在旦夕，很多影人已陆续离港，我们则因为一大家子人，而且孩子又小，当时儿子尚未满周岁，暂未走，但内心很不稳定，所以再也没有心情拍电影了。”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又一个大国卷入了战争。
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消息传来，不啻是日军在香港投下重磅炸弹，胡蝶和所有的在港的人都明白，和平的日子结束了，灾难已经降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作为美国盟国的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同日对日本宣战，而与日本已进行了数年战争的中国至此方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就已做好了南进的准备，而香港则首当其冲，珍珠港事件后，日军的飞机开始空袭香港。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尚未做好离开香港准备的胡蝶一家就更难逃离香港。“我们全家生活在惶恐中，又未能下决心立即离开这座危岛”，只能四处躲避空袭，眼看着每天都有同胞死于日军的轰炸，胡蝶的心中感到无限的悲哀，“悲哀于苦难的中华民族自清末朝政腐败，引起各帝国主义侵华，建立民国以后又是军阀混战，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国的大好河山，这种心情由悲哀转为愤怒。有声也和我说，香港终非久居之地，作为中国人不能远离故土，特别是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因此，胡蝶一家决定暂时仍留在香港。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了香港，香港沦陷。在日寇统治下生活的胡蝶，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受到深深伤害的屈辱，“这种屈辱，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能忍受的。”因此，她尽可能地闭门不出。但“即使不出门，
也躲避不了日本兵的骚扰，连军阶最低的日本兵也成了太上皇，他们可以随便进入民居，征用一切他们认为可以征用的东西。”
与飞扬跋扈的侵略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是日本派出的一些熟诸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对知名人士的拉拢利诱，试图利用中国名人出面来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以达到掩盖侵略暴行，欺骗世界舆论的卑鄙目的。当时在香港的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通。
日军占领香港后的一天，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和久田幸助不请自来地跨进胡蝶的寓所，满脸堆笑地自报家门，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胡蝶已知道有个叫和久田幸助的日本人专事拉拢中国演艺界名人下水，充当“文化汉奸”，知道他曾威胁利诱当时也在香港的梅兰芳，梅兰芳则蓄须言志，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在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登台演戏，胡蝶对梅兰芳不畏强暴坚守民族气节的行为深为敬佩。今天，日本人又想来拉拢自己，胡蝶告诫自己，绝不能屈从。主意既定，胡蝶乃大大方方地请和久田入座，且看他如何表演。
和久田见胡蝶态度和善，以为她是怕了日本人，心中暗自得意，脸上则是笑容不改，他向胡蝶提出希望她能与日本人合作，为宣传“大东亚圣战”和“中日亲善”做些事，并当下作出三项保证：妥善保护合作者的生命和财产；尊重合作者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行；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这三条也是他向所有被列为“怀柔对象”的人都提出的。胡蝶对和久田的建议未置可否，只说自己无非是个电影演员，舍此别无所长，经过战火的香港眼下根本不可能恢复电影制作，因此无能为力。和久田一时语塞，于是起身告辞。
送走和久田，直觉告诉胡蝶，此事决不会就此结束，倒恐怕是麻烦才开了头。至于和久田的三项保证，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虽然并不认为和久田是个坏人，但我也知道，所谓的无条件只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至于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一个交换条件而已。
自从和久田登门之后，胡蝶一家都陷入了惊恐不安之中，果然，不久后和久田再次登门，依然是彬彬有礼，笑容满面，但他的话却让胡蝶胆颤心惊：“我们想请胡女士到东京作客，游览东京的风景名胜，顺便和日本的电影公司合作，拍部风景片，片名我们也想好了，就叫做《胡蝶游东京》吧，保证毫无政治内容。”胡蝶陷入了沉思，所谓毫无政治内容只是自欺欺人，在这种时候去东京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虽很谦让，但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作幌子，这是原则问题。”但要硬顶着不去，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无疑是以卵击石，得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和久田见胡蝶沉默不语，以为她动心了，正要继续劝导，胡蝶开言了，“谢谢和久田君的盛情，几年前我游历欧洲，曾大开了眼界，现有机会去东京当然也不错。”和久田一听胡蝶此言，以为大功告成，不料胡蝶话锋一转，“只是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是否等分娩以后再说？”
和久田盯着胡蝶看了一会，似未见有怀孕的迹象，但胡蝶的表情从容镇定，也不大像说谎，和久田将信将疑，为了保持“亲善”的姿态，而且还要指望胡蝶合作，终究不能用强，想想你区区一个女演员，总逃不脱我的手掌
心，于是就答应了胡蝶，待她生下孩子后再去东京。
其实，胡蝶并未怀孕，她是一时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个借口以争取准备出逃的时间。自和久田此次登门后，胡蝶和潘有声都明白，无论多么艰难危险，该是逃出香港的日子了，“我和有声从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更不愿成为人所不齿的文化汉奸，因而除了逃亡，别无他途。他们开始为逃亡作积极的准备，将所有的财物收拢装箱。潘有声设法通过秘密渠道与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联络，请求他们的帮助，并安排好逃亡的路线及方法，游击队曾帮助过许多名人成功地逃离香港到达大后方。胡蝶为了迷惑监视着她的日本人，平时很少上街的她，也开始频频在街头露面，或购物，或访友，做出一付要在香港长住的样子。
待一切准备就绪，胡蝶一家于1942年8月27日开始了在日寇眼皮底下的逃亡，可以说这一天是胡蝶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为危险、紧张和艰辛的一天了，因此，胡蝶对这天的情景始终记忆犹新。
清晨，我们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由游击队化装好的人带路，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那时出入过境并不需要什么通行证。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我们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因为走的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中途曾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一餐饭，盘碗都很粗糙，饭菜看来都不怎样，但我们吃来仍觉非常可口，可见人的味觉也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走了一天，总算到达广东的惠阳，然后由这里坐柴油车到曲江，也叫韶关，把我们护送到惠阳，游击队的任务就算完成。有声交给游击队三千元港币，作为护送的费用，虽然游击队一再说他们很高兴能协助我这样一个有点名气的演员逃离虎口，我们还是请他们收下，作为我们对抗日事业的一点心意。
就在胡蝶一家逃离香港的当天中午，胡蝶在港寓所客厅的电话铃声大作，电话是和久田幸助打来的，为了监视胡蝶的动向，他经常打电话或派人前来侦察一下，看看胡蝶及其家人是否有异动。由于胡蝶的逃亡准备均在暗中小心谨慎地进行，一直未被日本人所觉察。电话铃响了许久，和久田在电话的一端始终听不到另一端有人来接，心中感到有些不妙，下午，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往胡蝶家挂一次电话，一直没有人接，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胡蝶一家老小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成功地逃脱了。他向日军本部作了汇报，并查找了所有线索，均未发现胡蝶及其家人的踪影，他知道，胡蝶已不在香港了，为此，他受到了上司的责罚。若干年后，在战后的日本，胡蝶又见到了和久田幸助，他把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胡蝶，胡蝶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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