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一家在逃离香港5天后到达了曲江。曲江即今韶关市，当时不过是一个小镇，位于广东省的北部，是广东省政府的临时驻地，因庞大的省府机关迁来此处，小镇的人口剧增，成为粤北的一个重镇。“影后”胡蝶抵达的消息一下传开了，人们敬佩一个弱女子不畏日寇的威逼利诱，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的果敢行为，许多新闻记者前来采访她，于是，胡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胡蝶慷慨陈词：“我向全世界表示，也特别是向日本侵略军表明，我虽然只是一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大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所应选择的道路。”第二天，不仅中文报纸，而且外文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胡蝶逃离香港回到内地的消息，轰动一时。胡蝶为关键时刻自己的勇敢抉择深感骄傲。
胡蝶一家初到曲江，曲江早已人满为患，一时无法找到房子安家，一家人只得暂住船上。不久，得到电信局长李大超的帮助，找块空地盖起了一幢简易房屋，取名为“蝶声小筑”，取的是胡蝶和潘有声两人名字中各一字，颇有诗意，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这时，李汉魂和吴菊芳夫妇代表国民政府给胡蝶送来了2万法币的救济金，以表示政府对胡蝶深明大义的嘉许并帮助她度过眼前的艰难时日。胡蝶婉言谢绝了这2万元钱。2万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胡蝶之所以不受，主要因为逃亡路上她见到了许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难民，恻隐之心顿生，她请李汉魂将这笔钱转给需要救济的穷苦难民。胡蝶觉得凭自己的积蓄足以应付今后的生活开支。
胡蝶在逃离香港前，已将所有贵重物品收拢归箱，共计有30余只箱子，主要是她从影以来的各种纪念品，特别是游欧期间所得的各国赠品，她的高档服装、戏装以及其他财物，可以说除了部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首饰以外，胡蝶十多年来置下的主要家当全在此了。按计划，她和家人将步行离开香港，这些箱子根本无法一同带走。胡蝶必须找到可靠的人相托，把这些箱子设法运回内地才能放心地离港，她终于找到了有着侠义心肠的杨惠敏。
杨惠敏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青年女子。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猛攻上海。10月下旬，中国军队退至苏州河沿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军队88师一个团的数百名士兵，在团副谢晋元的率领下，孤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舍生忘死，英勇不屈，上海市民纷纷以各种行动支援守军，年仅
15岁的杨惠敏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深夜泅渡苏州河，以童子军战地慰问团的身份，代表上海市民向坚守阵地的壮士献上了一面中国国旗。壮士和杨惠敏的事迹曾在报刊广为报道，轰动了全国。9个月后，即193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将这一壮举搬上银幕，摄成纪实故事片《八百壮士》，由袁牧之饰谢晋元，陈波儿饰杨惠敏。影片以磅礴的气势、洋溢的激情歌颂了中国军人在抵抗日军侵略时所表现出的勇敢顽强、不畏牺牲的爱国精神和人民群众踊跃劳军的感人行动，特别是当银幕上映出杨惠敏泅水送旗，中国国旗在战火硝烟中高高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时，观众无不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该片也曾在香港公映，胡蝶也曾深受感动，而今天这位奇女子在自己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面前，真是“天助我也”，胡蝶于是请求杨惠敏援手。其实，自香港沦陷后，杨惠敏曾多次秘密进入香港，从事营救在港的知名人士返回内地的工作。杨惠敏见胡蝶相求，虽知此事不易，仍慨然允诺，胡蝶遂将30余只箱子悉数交给了杨惠敏，请她相机运回国内。
胡蝶抵曲江后，为等这批行李望眼欲穿，但始终没有等到，心中已有不祥的预感。胡蝶一家在曲江住了一年有余，“这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有声的担子是够重的，全家的生活、安危都担在他的身上，这一年多当然谈不上做生意，也没有任何收入，完全靠原来的积蓄。”这积蓄当然是他们离港时随身所带的。
随着战火逐渐逼近曲江，胡蝶和潘有声决定离开曲江赴重庆。因去重庆的交通很是不便，只得走一程算一程，于1943年10月抵达广西桂林。“这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自不待言，那种战火蔓延，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满目疮痍的情形”，真让胡蝶心惊肉跳。
好不容易捱到桂林，一家人已疲惫不堪，离战火比较远了，胡蝶和潘有声又改变了立即赴重庆的计划，打算先在桂林住一段时间再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就因陋就简地盖了几间房，将一家老小安顿好。为了免得坐吃山空，潘有声与几位朋友合组了公司，经营药品和生活用品以补贴家用。
一天，胡蝶漫步桂林街头，猛然发现一家拍卖行内挂着一件银狐皮大衣分外眼熟，忙走近一看，两眼不由直了，这件大衣正是自己的。在这家拍卖行中，她又发现了她上年拍摄《孔雀东南飞》时的戏装，以及其他贵重衣物，这些衣物可都是装了箱托付给杨惠敏了呀，怎么会出现在桂林街头的拍卖行中？胡蝶急忙向店主询问这些服装的来历，店主答道是从香港购回的。胡蝶马上意识到，她的行李出了问题，顿时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赶回家里。
潘有声得知这一情况后，看着失魂落魄的胡蝶，心情也变得异常沉重，他知道，30余个箱子中装的是胡蝶前半生的几乎所有的积蓄，胡蝶一贯省俭，才置起如此家当，其中的高档服装一来是为了交际穿用，二来是拍电影时扮演富家小姐太太时穿用的，当年拍电影时角色的服装大多由饰演者自备。情况尚未十分明朗，胡蝶和潘有声都心存侥幸，希望丢失的只是30余件中的一小部分。潘有声通过各种渠道很快查明，交由杨惠敏运送的全部行李均已丢失。这个消息对于胡蝶不啻为晴天霹雳，令她痛心疾首。事后胡蝶曾私下对朋友谈起当时的心情：“过去我虽有过一些心酸事儿，如和第一个丈夫（应是未婚夫——引者注）林雪怀的感情破裂，以及九·一八之夜，有人造谣说我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六国饭店跳舞等人身攻击，也没有这次伤心得厉害。”[130]
胡蝶丢失大量财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重庆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多为胡蝶惋惜和鸣不平。此时已先期抵达重庆的杨惠敏感到名誉攸关，事态严重，乃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我于香港沦陷后，曾秘密来往港八次，营救了二百多位要人和青年回国。代胡蝶运送的三十多件行李，要过东江时，因兵荒马乱，全部被劫，并非我拐骗私吞。”[131]尽管杨惠敏坚称自身清白，但究竟是劫是骗，因无对证，终究无法说清，胡蝶对此不能不心存疑虑。
经此事打击，胡蝶大病一场。几乎一蹶不振。而战火却不断向桂林逼近，胡蝶一家只得告别驻足尚不久的桂林，于1943年底来到了陪都重庆。胡蝶的到来，自然又让重庆的新闻界忙乎了几天，但丢失财物一事总让胡蝶耿耿于怀，心情糟透了。
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抵重庆后的胡蝶经常与旧时的朋友相聚，亦参加一些交际应酬，同时，出于职业习惯和爱好，她也十分关注大后方的电影事业。战前中国内地在电影制作业上是一片空白，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西移，一大批电影界的人士辗转抵达重庆，为建立大后方的电影业准
备了条件。大后方电影业与战前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私营公司销声匿迹，官办影业居于主导地位，原因是战时制片风险极大，一般私人资本望而却步。这样，官办电影业时来运转，摆脱了竞争不过私营公司的窘境，由政府投资，政府也就易于控制，但制作人员却仍离不开30年代即已跨入电影界的行家里手，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左翼电影人。当时大后方的主要电影企业仅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两家。均成立于30年代中期，但抗战前未出过任何有影响的作品，根本无法与“明星”、“联华”、“艺华”等公司相提并论。“中制”和“中电”的辉煌年代始于抗战爆发后，首先在抗战纪录片方面大显身手，“中制”拍摄了《抗战特辑》、《抗战标语卡通》等，“中电”拍摄了《卢沟桥事变》、《克复台儿庄》等，摄制人员曾冒着生命危险赴前线拍摄，公映后大受欢迎，为鼓舞全民抗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后两厂均开始了抗战故事片的摄制，“中制”的纪实故事片《八百壮士》、《青年中国》、《日本间谍》、《胜利进行曲》及故事片《热血忠魂》、《塞上风云》，“中电”的纪实故事片《孤城喋血》、《东亚之光》、《长空万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影片，影片大多取材于真人真事，因而格外感人和激励观众。1941年后，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以及皖南事变的发生，大后方的制片业渐趋沉寂。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大后方的电影业也渐渐复苏，胡蝶正是于此时来到大后方的重庆。
胡蝶从影以来，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跌宕起伏，自左翼电影兴起后，电影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但胡蝶始终以不过问政治的姿态出现在影坛上。她视演员为导演手中的工具，导演让演什么、怎么表演，做演员的言听计从就行，她既用心演好为当局所不喜的左翼影片，亦认真演好被左翼影人抨击和批评的影片，她尽量做到对公司老板、左翼影人和政府当局均不得罪。然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胡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作出了旗帜鲜明的选择，从香港到重庆这一路上的种种一言难尽的艰辛、恐怖，丢失巨额财产的痛心、惋惜，都没有使她对自己的这一抉择产生丝毫的后悔与动摇。胡蝶在由港到渝的“这次逃亡，看到人生最悲惨的一面”，更增强了她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因此，她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加入到抗战影片的拍摄中去，以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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