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胡蝶与潘有声自1946年赴港后又度过了5年时光,历史已经进入了50年代。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些过去的党国要人纷纷来到香港做起了寓公,另一些因不满和反抗国民党统治而于1948年后陆续来港的各界人士(包括许多电影界人士)相继返回国内。这种政权更迭和你来我往的局面并没有对在港的胡蝶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1949年后,香港仍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胡蝶和潘有声更是鲜问政治,一直埋头忙着他们的事业。
胡蝶曾说,自战后重返香港,“有那么五、六年光景,我和有声虽然辛苦,但也享受着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的确,这是胡蝶成名以来,生活得最为悠然的日子,既不必为一部接一部拍不完的影片而奔忙,也无需因日寇侵略魔爪的一步步逼近而惊慌。虽说1937年后她在香港也有过5年赋闲的日子,但那时的恶劣心境岂能与现在相比?胡蝶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和潘有声的可爱,“有声是个爱护家庭的人,对我,对子女,克尽为夫、为父的职责,要说他还有什么嗜好,那就是喜欢赛马,喜欢养马,再就是打网球。他待人宽厚和蔼,即使对待司机、佣人也是平等的。我和有声感情融洽,从未因为任何小事起过口角。”胡蝶觉得自己越来越离不开潘有声了,过去的奋斗、光荣和屈辱均已过去,今后的日子要守着潘有声来好好消磨。
然而,不祥的阴影悄悄地向潘有声袭来。1952年,平日身体非常强壮几乎从不生病的潘有声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胃口变差,还伴随着上腹部的隐隐疼痛,潘有声起初并未在意,胡蝶也只以为是连年忙碌积劳所致,休息休息就会见好,哪知潘有声竟日见清瘦。胡蝶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乃陪着潘有声到医院去做彻底的检查。医生在对潘有声做了详细的检查和化验之后,单独约见了胡蝶。
胡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看着一脸严肃的医生,直觉马上告诉她,潘有声病情严重!她多么希望医生能说出“一切正常”这几个字啊,但显见这是不可能的,胡蝶想,即使病情严重,只求有法救治,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她既希望快些知道潘有声的病状真相,又害怕医生说出某种不治之症,心中一片混乱。她定了定神,强使自己镇静下来,用尽可能平静的口吻请医生将潘有声的病情直言相告。医生不无遗憾地告知胡蝶:经详细检查已可确诊,潘有声患的是肝癌,且已到了晚期,目前尚无有效办法进行医治。
“肝癌晚期”四个字如雷击顶,胡蝶几乎晕厥,不用医生说明,胡蝶也知道肝癌乃不治之症,且已到了晚期,更是回天乏术了。胡蝶的父亲就是因癌症而去世的,从确诊到去世仅几个月的时间,胡蝶曾亲眼看到癌魔是怎样无情地销蚀着父亲的肉体,最后带走了父亲的灵魂。今天,这悲剧又要在自己的丈夫身上重演,怎不令胡蝶悲痛欲绝。
在接下来几个月潘有声住院的日子里,胡蝶的心灵备受折磨。
他(潘有声——引者注)的真正病情,我是一直瞒着他的。这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痛苦的日子,我已知他患了不治之症,但每去医院探望他或陪住,还得装出轻松的样子劝导他,和他计划病愈后去欧洲游玩疗养,这实在是用
以安慰他也是麻木我自己的神话。而只有当我从医院回到家里,抱着一双儿女痛哭的时候,才能表露出我内心抑郁到了极点的苦楚。
胡蝶想用她的爱心来留住潘有声,来创造奇迹,可是终究没能阻止住死神将潘有声带走。
有声终于走了,离开我永远永远地走了,当我握着他的手,当手温渐渐凉下来,当孩子们扶着我离开病房,我像失去了知觉似的。我没有放声痛哭,只是任由泪水不停地从眼眶里涌出,我的心也在流血,就像心已被割成碎片一样。
潘有声自病情确诊到去世有一段时间,胡蝶对他的离去多少有一些心理准备,但到潘有声真的去世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从此生死两茫茫,“他静悄悄地进入我的生活,又这样匆匆离我而去,我不能接受他已远离尘世这样一个事实,我只感到他是出了远门,去了南洋,很快就会回来的。”
但潘有声终究是不会回来的了,胡蝶仿佛听到了多年来一直支撑着她的生活支柱轰然倒塌的巨响,她感到自己犹如人生无边苦海上漂荡的一叶小舟,漫无目标,今生该向何方?胡蝶的眼前一片迷惘:
我一向比较达观,视人生犹如演戏,我常安慰我自己,在抗战逃亡的日子,在湘桂大撤退中,总说苦戏会演完的,会苦尽甘来的。但这一次,我却真正感到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生气。
逝者逝矣,活着的人还得为继续生存而奋斗,况且胡蝶还有一双尚在念书的儿女,她只能强打精神,来支撑起这个因男主人的离去而沉浸在悲痛中的家。
然而,祸不单行,胡蝶与潘有声呕心沥血共同创建的兴华洋行和热水瓶厂随着潘有声的去世无可挽回地倒闭了。早在潘有声生病前,公司就已出现衰败的迹象,潘有声的病因多少也与经营的不顺有关。潘有声与胡蝶的企业在公司林立的香港只能算是个小本经营的小公司,一切都要潘有声亲自过问,他这一病倒,胡蝶本来就不精于经商之道,又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重病的潘有声身上,公司的业务眼见得江河日下。公司的合伙人不断向胡蝶告急,亏损报告一份份送到胡蝶手上,心力交瘁的胡蝶根本无暇也无心一一查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垮下去,到潘有声病危时,公司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胡蝶明白公司已无法挽回了,只能忍痛决定将产权转让,胡蝶硬着心肠含着眼泪让行将就木的潘有声在转让公司产权的文书上签了字,公司归入了别人名下,胡蝶的心也碎了。
潘有声去世后,胡蝶再也无心继续经商,况且公司也已经盘给了他人,她遂一心一意地操持起家务。虽说胡蝶自结婚以后特别是再度赴港以后,早已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操持家务上,但那毕竟是轻松的愉快的事,因为那时她有潘有声,“和有声结婚后,在外面的商业经营,在家里的生活,乃至子女的上学,他都安排得妥妥贴贴,现在一下子全部重担都压到了我的身上”。胡蝶面对着生活的重压,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孤立无助的无奈与悲伤。“最痛苦的还是精神上排遣不开,朋友们劝我出远门散散心,但孩子,也都在上学,不能因为我的心情不安影响他们的学习。”
于是,胡蝶决定留在香港,陪伴她的儿女。她既已退出商界,经济来源就只剩下往日的积蓄了。“经济上维持家庭是可以的,虽不能说拮据万分,但也不能说宽裕”,她甚至连汽车也卖掉了。好在胡蝶自年轻时就养成了节
俭的习惯,因此,生活的清贫并未使她感到难堪。
已成家庭主妇的胡蝶仍然保持了对电影的兴趣,虽然她自1949年起就未再拍片,但香港电影的发展情况她一直是比较关注的。香港电影在5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50年代中期,已形成“国泰”、“邵氏”和“长城”三家电影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而小公司则多至数百家。整个50年代,香港影片的产量竟达2100余部,成为仅次于印度、美国、日本的世界第四大影片产地,且片种繁多,故事片中即有粤剧片、武打片、功夫片、宫闱片、家庭伦理片、爱情片等等,十分红火,并成就了一批著名的电影导演和演员。影坛的热潮涌动让息影已达10年的胡蝶禁不住心驰神往,对胡蝶素有了解的邵氏公司适时地向胡蝶发出了重返银海的邀请,于是,“半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半也是为了将自己的精神寄托电影事业上”,胡蝶欣然应约,决定重返水银灯下。
作为过来之人的胡蝶见过多位昔日的影星息影多年后重新复出却闹得灰头土脸不欢而散的结局,她完全洞悉其原因盖出于这些影星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因此,在她作出返回影坛的决定时,就很聪明地政下了“影后”的架子。
我自己历尽沧桑,对于名利看得很淡泊,我只是认定自己是一个演员,尤其是电影这个行业,更是后浪推前浪,谁要把我的名字在海报上排在最末最小,我也无所谓,我只是为有人能超出我们这一代人感到高兴。
在现实的生活是这样,在舞台上也是这样,不能永远是主角,年纪大了,就要演适合于自己年龄身份的角色。我重新参加电影工作,就逐渐改演老年人的角色,老年人的戏很少是当主角的,当配角,戏不多,这是很自然的。胡蝶以一颗平常心重返影坛,却在她年过半百之后,重新铸就了一段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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