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当山城重庆沉浸在胜利后的欢乐气氛中的时候，像胡蝶这样的“下江人”纷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故乡。一时间，通往外地的飞机票、轮船票和汽车票均成了最紧张的物资，胡蝶选择了最为快捷的飞机这一交通工具，但一家十几口人，要一下筹齐这么多机票是太难了，因而是分批离开重庆的。胡蝶的母亲带着孩子先行，胡蝶是一家人中最后离渝返沪的，时为1945年的深秋季节。告别重庆，胡蝶心潮涌动。
当飞机徐徐飞起，山城变得越来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条线时，心中不免起了眷恋之情，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当你离开一个地方时，会将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淡出，而在那一瞬间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回到阔别8年余的上海，胡蝶顿生劫后余生的感叹，“见到亲戚朋友，恍如隔世，有说不完的话，流不尽的泪。”
按沈醉的记载，胡蝶回到上海后，并没有与潘有声一起住在自己的寓所里，而是寄居于“金神父路十一号唐生明家中，因为胡蝶与唐的夫人徐来很要好，戴（笠）出门时怕胡寂寞，把胡寄居在唐家。”[136]唐生明是20—30年代国民党要人唐生智的弟弟，徐来则是30年代中期明星公司里名声仅次于胡蝶的大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出身于著名的“明月歌舞团”，并嫁于该歌舞团老板著名音乐家黎锦晖为妻。她成名后，在唐生明的极力追求下，于1935年拍完她的代表作《船家女》后与黎锦晖分离，嫁给了唐生明，并从此退出影坛。唐生明、徐来夫妇与戴笠关系颇深，因而戴笠在战后忙于接收行踪不定的时候，同意胡蝶返回上海，并将胡蝶托咐给唐生明夫妇。“戴每到上海，虽然有四五处公馆，却常常住在金神父路十一号唐生明家中。”戴笠“请唐生明给他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离婚的手续，好无牵无挂地与胡蝶过半辈子。”可见，胡蝶回到上海后，并未能完全摆脱戴笠的控制。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专机自青岛经上海再飞重庆，起飞前已接到上海气象情况报告，谓上海大雨，飞机恐难以降落，但戴笠执意要行，他已接到蒋介石令他速赴重庆的电令，并且他也要赴重庆参加军统局每年4月1日的例会，即“四一大会”（1932年4月1日戴笠亲手创办的军统特务组织成立纪念）。戴笠之所以不直赴重庆而转道上海，一般的说法是他想先去上海与胡蝶相会，然后再赴重庆。行前戴笠命飞机多加油，以备上海不能降落时可转飞南京。专机飞临上海上空时，大雨如注，无法降落，只得按计划转飞南京。南京亦是大雨滂沱，戴笠命强行降落，南京机场只好同意他的专机降落，飞机穿越厚厚的云层，但很快与地面失去联络，飞机宣告失踪。3天后才发现飞机的坠毁地点，乃在南京近郊江宁境内。据目击者说，飞机于大雨中先擦过一株数丈高的大树，撞折一螺旋桨，复向前方大山撞去，顿时火起，所撞之山为岱山，山下有水，名止雨沟。戴笠及其随员及全体机组成员无一生还。
戴笠的突然死亡使胡蝶摆脱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恶梦般的生活，对这段经历，胡蝶不仅不愿提起，而且根本否定它的存在。胡蝶称之谓“传言”，而且经过了“以讹传讹”之后，才成为“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的。但她并不
打算为此辩解，胡蝶在作回忆录时解释她不辩的理由是：
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根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蝶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管怎么说，胡蝶和潘有声的婚姻在1946年3月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管是胡蝶还是潘有声，今阻挠其婚姻关系的障碍既已不复存在，他俩当然又恢复了往昔的恩爱关系。
此时，上海和全国的局势都出现了新的动荡，上海人民在迎接抗战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来自重庆的接收大员。接收敌伪财产的过程出现了严重的腐败，接收单位多达数十个，隶属关系各不相同，许多资财进了接收大员个人腰包，有些民营企业和民有房屋被随意地指为敌产而被没收；同时，一些明明是汉奸的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战争期间所发的国难财得以保全，而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有明显改善。在全国范围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在民主改革方面裹足不前，美国的政治军事势力大肆介入中国，新的内战危机已经形成，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胡蝶和潘有声均感到上海非久留之地：
有声是生意人，他不参与政治，但对局势很敏感，他对我说，人心的动荡与不安，正隐伏着新的危机。他对局势很感忧虑，于是决定仍回香港去谋发展，福建人有很多侨居在南洋一带，可以由香港做起，然后向南洋方面拓展。
胡蝶是完全同意潘有声对局势的估计和对今后出路的安排的。胡蝶在对战后上海影坛作了一番考察后，深知自己即使再重入影坛，以将近40岁的年龄要再显昔日的辉煌几乎没有可能。就在胡蝶开始淡出影坛的1935年以后，已有一批新的女影星脱颖而出，如白杨、周璇、舒绣文等等，显而易见，40年代后期的中国影坛该是她们的天下，而自己则是有点过时了。胡蝶慨叹：
如果说以我从影的时期，张织云、阮玲玉、夏佩珍、徐来等算第一代的话，我感到抗战后涌现的这一代演员，和我们默片时期广东籍演员比较多这点比较，就是演员的籍贯方面比较广阔了，有更多上海籍或北方籍贯的演员，这是因为到有声片时代，会说国语已成为电影演员的基本条件。同时，这一代的演员很多都受过比较专业的训练，在素质上提高了不少。所以我常常羡慕后来的演员，也常常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了。
胡蝶很明智地意识到，银幕上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于一个把自己前半生的精力都付诸电影的影星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言的悲哀。
胡蝶聪明之处在于她面对现实及时地摆正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自30年代初与潘有声相恋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胡蝶辉煌的年代里，作为恋人和丈夫的潘有声一直处于被胡蝶的光环笼罩之下的从属地位，潘有声毫无怨言地相就于胡蝶，胡蝶想现在该是轮到自己作为一个贤妻出现在潘有声身旁的时候了。因此，当潘有声提出告别上海重返香港发展事业的建议时，胡蝶欣然同意，并于1946年与潘有声一起携子女家人来到了香港，而此时胡蝶的母亲年事已高，不愿再作奔波，胡蝶只得同意她留在了上海，胡蝶的母亲后来终老于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又恢复了对香港的统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太
平洋战争前的状况。潘有声和胡蝶立即重开商务活动，潘有声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兴华洋行，洋行的一项主要业务就是经营“蝴蝶牌”系列热水瓶，显然，商标的命名的目的是要借助胡蝶的声誉，迅速地赢得顾客，打开销路。因此，为宣传这一产品，胡蝶也倾入了全力，她与潘有声一起频繁来往于南洋各地，参加展销，参加洽谈，参加各种商业应酬。在公司的大幅宣传广告上，胡蝶的玉照为各种造型的“蝴蝶牌”热水瓶所环绕。洋行的业务很有起色，每次参加展销会，笑容可掬的胡蝶总是与潘有声一起站在自己的摊位前，热情迎客，他们的摊位前，前来参观洽谈的人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红火。潘有声兴奋之余，忍不住要夸赞妻子几句，胡蝶心里明白，“与其说是我经营得法，不如说是热情的观众对我的爱护。”的确，各地的观众没有忘了胡蝶，他们爱屋及乌，将对胡蝶的喜爱也延及到了对“蝴蝶牌”热水瓶的喜爱。而这种热水瓶质量和外观都很不错，胡蝶和她的热水瓶都没有辜负观众的厚爱。
在繁忙的经营活动之余，胡蝶对电影仍难以忘情。在香港沦陷到日本投降这3年多的时间里，香港影人坚决拒绝与日寇合作，因此，在整个日据时期，香港几无拍片活动。战后的香港，观众迫切呼唤电影，制片业也就重新繁盛起来。1946年胡蝶抵港不久，一家新成立的电影公司引起了胡蝶的关注，这就是“大中华影业公司”。在这家公司里，有着多位胡蝶十分熟悉的人加盟，如张石川、周剑云、邵邨人等，而演员中的熟人就更多了，公司的规模较之香港当时的多家电影公司算是比较大的。当“大中华”向胡蝶发出拍片邀请时，胡蝶不由怦然心动，尽管她早已明确地意识到难现昔日辉煌，但拍片的魅力又是那样令胡蝶难以抗拒，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潘有声知她“本性”难改，亦知她是因久不拍片，心痒难熬，拍片只是过过瘾，也就不加阻拦。
1946年，胡蝶忙里偷闲，为“大中华”主演了《某夫人》和《春之梦》两片，但均未在影坛激起多大反响，胡蝶有些兴味索然，也就中止了在“大中华”的拍片。1948年6月，大中华公司因经济困难而倒闭。这一年，胡蝶又为长城影业公司拍摄了《锦绣天堂》一片，此后，胡蝶第一次长时间地正式告别影坛，一心一意辅佐潘有声进行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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