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中说:“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这段话中,“官”这个词用了两次,而且都加了引号。这里说的“官”,显然是指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指受所谓受保护的首长。这“官”加上引号,含意就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也显示了周恩来高超的语言艺术。
周恩来是看了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十五贯》以后,说这番话的。
《十五贯》是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涌现出的优秀剧目。它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这个剧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草菅人命。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也不能这么厉害。今天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也差不多。
这个剧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如巡抚,是个官僚主义者,代表了朝廷;过于执是个主观主义者,代表了一些不调查研究,以主观代替客观的主观主义者;况钟是个清官,他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伸张正义。
封建制度、封建意识是很坏的,是腐朽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若看得漆黑一团,那也是形而上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这些好人或曰清官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忠于朝廷,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对人民的同情也是有局限性的。
在旧社会,人民无法推翻封建制度、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人民对这类清官还是歌颂的。如况钟,他同情人民,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惩治了凶顽,伸张了正义,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并非完全是事实,典型而已,而且是理想化了的。但这是允许的,并不违背艺术的真实。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官”,是沿用封建社会的官,其实指我们的党政干部。我们的干部,按理应当是马列主义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应当具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当有坚持原则、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与错误作斗争的高尚品质。可现实中,这样的“官”是有的,但一部分的“官”,并非如此。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官,一加引号,尤其前一个“官”,主要就是指沾染这种坏习气的干部,人民群众对这种主观、武断、玩忽职守、脱离群众的干部,称之为“官”,以表达对他们的不满。
通过类比,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官”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尖锐指出,这同样误事,同样会草菅人民,性质是一样的,连思想方法都差不多。所以,这种作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
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一个标点符号,用得恰当,在表情达意上,会发挥多大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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