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对人们追求超出世俗而寻求自由的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一些人离群索居,做一个远离社会的遁世者;有的人服丹食药,希望能够羽化成仙;有的人用酒来麻醉自己,体验超脱世俗的洒脱和回复人性自然。郭象认为,这些做法其实都说不上是对人性自然的深刻理解。心灵的自由不在方外,即世俗之外的自然世界;而在方内,即世俗之内的人为世界。只要人们的内心是淡泊无为的,那么世俗的名教并不妨碍他们的逍遥。
人们常说,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隐于庙堂与隐于闹市的隐者,被称作大隐和小隐。末流的隐者才隐于山林。郭象认为,人们把逍遥与淡泊求之于寄情山水,其实是不了解道家的逍遥,犯了“见形而不见神”的通病。圣人虽日理万机于朝廷之上,然其心却能超脱而体验着山林隐士的清静。这就像后来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所描写的“心远地自偏”的境界那样。
这样一种隐于世俗的理论,与郭象名教与自然的看法是分不开的。他对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进行了一种有特色的调和。王弼想说明名教是不必可少的,但名教之于自然,只是末之于本。嵇康则根本抛弃了名教。郭象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其实是一回事,服从名教也就是合于自然。
庄子说过,牛马四足,此乃自然,而穿牛鼻、络马首,则是人为。庄子反对人为对于自然的扭曲和戕害。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却对此进行了改造。他认为,“穿牛鼻,络马首”,固然是人为,然而却并不违背自然。因为牛、马并不推辞而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所以它也就是与自然相冥合的。在郭象看来,牛鼻之所以可以穿,马首之所以可以络,皆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行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君臣上下的等级名分,可以说是都是属于天理自然。因此,人们安于名教也就是安于人的自然本性,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最终协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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