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是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的形势愈来愈严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康有为曾多次上书给光绪皇帝，希望实行变法，挽救国家危亡，但上书被清廷大臣扣压，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里。康有为发愤著述、讲学、宣传变法思想，还积极进行活动，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组织，为变法救国大造声势。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北京和全国的学会、学堂、报馆纷纷成立，维新变法进入高潮。此时，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赶快实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光绪皇帝令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等在部恒衙门召见康有为。随后，康有为奉命进呈《统筹全局折》，进一步指出，迫于当前形势，中国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见《戊戌变法》第二册）同时，恳请光绪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即着手变法。
　　这年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发“定国是诏”，宣示中外，实行变法。接着，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了“今日诚非变法不可”的决心。康有为侃侃而谈，陈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内容和步骤。光绪皇帝予以首肯，即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又提拔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4人为军机章京。康有为的奏折通过他们上呈光绪皇帝。此后一百天中，康有为上了30多道奏议，提出了一条在不改变现行帝制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实际上能推行的仅仅是定国是（一句空话）、禁缠足（仅为劝告）、振兴农业、各省设商务局、办铁路、设邮政、改军制、废八股、变科举、开学校、设报馆。这些被称为“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