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谭嗣同被荐举入朝,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被破格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与杨名、林旭、刘光第共同参议新政,当时此4人号称为“军机四卿”。他们被光绪皇帝作为与康有为联系的中介者。一腔热血的谭嗣同缺乏对维新运动现实性的认识,天真地幻想依靠皇帝下几道诏令来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是,他上任还不到十天,顽固派镇压维新派的阴谋就显露了。7月29日光绪皇帝召见杨锐,在赠赐衣服中夹带密诏说:“我的皇位很危险,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迅速设法救助。”
谭嗣同、康有为无计可施,奉诏痛哭。当时,维新派想改变手中无兵权的局势,便想争取新军将领袁世凯。于是,光绪皇帝两次接见袁世凯,并提升他为侍郎。谭嗣同按他的“仁学”即“爱的哲学”去推想:“袁世凯刚刚受恩于皇上,爱戴皇上之心必定会有吧!”不想他被袁世凯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在墙上题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心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杜根都是汉朝人,因反对太后而遭受不幸。谭嗣同把自己比作他们,面对死亡,还是横刀向天大笑,只希望自己的同志像昆仑山那样屹立。
13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临刑时,监斩官令谭嗣同向北谢恩,谭嗣同睁目叱责:“有什么恩值得谢!”并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义,当时他才34岁。
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可惜的是他自己提倡殖民地的“爱的哲学”(“仁学”),没能感动袁世凯和慈禧,却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否定了自己“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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