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往事略集

'二流堂'奇冤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

1913年出生的画家黄苗子，80年代末旅居澳州近十年，担任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北京的寓所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

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

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在他的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

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

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

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碧庐旧人。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吴祖光租住了进门六间一排的平房。他和新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新凤霞从小被卖到天津，生长在一个天津的贫民窟里。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大字不识，一家人靠她唱戏养活。她6岁学戏，14岁就当了主演。1949年，新凤霞22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闯天下。在北京她认识了吴祖光。在北京，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名动一时。

吴祖光在'二流堂'是个活跃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到他那里去。杜高、钱庄、陶冶常聚在他的周围。这批人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4年，深受'二流堂'人际之累的吴祖光新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

'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

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

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吴祖光已经停止了他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他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吴祖光陪着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而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但是吴祖光在他的家里遇到了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

1957年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寰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

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

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他要和一个有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吴祖光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的斗争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

'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开始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

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

最后岁月

在夫人新凤霞去世后不久，吴祖光由于心情郁闷和年迈，血管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曾先后三次住院。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

平日，他经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脸上流露出笑容……他还经常坐在轮椅上，由保姆陪着下楼去遛弯儿或去理发馆刮脸洗头，这是他认为最惬意的时光。

吴祖光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前，他虽然把他和新凤霞的藏书捐给了北京戏曲学校，可后来他收集的书又把家中的书柜装得满满的。

吴祖光还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几乎场场都看。其女儿吴霜笑着说：'爸爸年纪大了，看电视经常打瞌睡，可是看足球、拳击、京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看足球比赛，俨然一位20几岁的青年，嘴里不时地嘟囔着：‘犯规’……他虽然年迈体弱，大脑不像以前那样好使唤，可看起球来表情却很丰富。'

吴祖光偏爱甜食，尤其爱吃汉堡包。为让老人笑口常开，吴霜还特意养了一对小宠物———Baby和PP。吴老最喜欢PP，每当他见到PP满屋跑淘气时，脸上总露出舒心的微笑，这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已成为他的'宠儿'。吴祖光时常摸摸它们，逗逗它们，诙谐地说自己家里现有'八口'——自己、女儿、女婿、外孙、两位保姆还有Baby与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