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着名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作品荟萃
《长恨歌》
长恨歌
《琵琶行》
《卖炭翁》
《赋得古原草送别》
《钱塘湖春行》
《暮江吟》
《忆江南》
《大林寺桃花》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直中书省》
《长相思》
《题岳阳楼》
《观刈麦》
《问刘十九》
《买花》
《望月有感》
《放言》
《池上》
《缭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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