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燮写作特色

袁可嘉反复强调现代诗''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新的综合传统'，这也正是杜运燮诗歌的总特色。杜诗艺术实乃综合融化的艺术。

30年代向左转的奥登关注现实，已非完全的现代主义，杜诗现代主义的基点正是这'粉红色诗群'的现代主义，它与现实主义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杜将其与现实主义结合，不仅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一般性关切，而且与时代脉搏共同跳跃，注意表现重大社会事件与问题。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绝不亚于现实主义的抗战诗。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诗人自己参战，写得更深刻。抗战期间，诗人的心是与全国人民一起跳动的。

对于国统区的黑暗，诗人予以有力的揭露与鞭笞，在那滑稽风趣的外表下，闪射出匕首一般的犀利，对现实的解剖，真像医生'临床'那样，毫不容情地指出伤处。杜诗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它虽不如上海诗人群那样贴近人生，但在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它也不像穆旦、郑敏那样更偏向于现代主义。

显然，仅仅在诗的内容上将奥登式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那就未免太肤浅了些。杜诗的深沉在于，它以现代派手法表现社会、自然和自我，换言之，它使某些现代派的形式与打上现代派印记的社会、自然、自我的内含融为一体。这些诗的内容多少沾染上现代派的气息。诗人在生与死的关系中，突出讴歌的是生命意识，这与西方现代派是根本不同的。对于美与丑的关系，诗人有独特的见解。《Narcissus）借希腊神话那喀索斯的故事写诗人对美丑的体验与看法。对于自然，杜运燮热情赞美。在他的笔下，自然永远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优美和谐。

对自然的喜爱使杜运燮不同于西方现代派，但同自然保持距离审美，视自然万物为象征的森林，又使他保留着现代主义者的风度。

这是九叶诗派的共同特征。九叶诗人大有以'智性'代替情感之势，主情诗开始向主智诗发展。情原是诗的重要元素，诗而无情，未免枯燥，所以九叶诗人必须在情感与理智的两极之间避免失重，寻求平衡，他们的共同作法是把经验体验与情感体验、情绪体验结合起来，而以经验体验为诗的焦点，从而完成里尔克式的从'气体诗'向'固体诗'的转化。智性元素的强化颠覆了传统感性元素的专制，但由于智性元素的分量多少不同，智性与感性结合的程度有别，结合的方式各异，所以九叶诗人在智性与感性结合这一共同特征外又表现出各自的差异。

现代派的艺术是拼贴的艺术。杜有时将理念与意象拼贴、'焊接'成一首诗，这时，理性往往不通过意象表达，而直接道出，以理性统驭感性，理性胜于感性。此类诗，一般不创造总体性意象，其个别具体意象，似信手拈来，挥之即去。

杜诗有较强的理性，但也有一些诗，以感性见长，理性在诗中并不直接出现，而隐藏在感性意象背后。

从总体上说，杜是冷静的现代主义者，他可以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把'我'想象得非常巨大，'夜非常大，但我更大，星月服从地给我照明'，'一切都是为我而有，夜也是为我而有。'正因为诗人静观一切，沉思于理，所以他的诗警策深刻。

为着表达这样一种以理性为主的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杜在诗歌的语码系统上也进行了实验与革新。首先是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巧妙嵌合。其次，是运用悖论式的句子，这悖论凝结着诗人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理性与感性的融合，使杜成为诗坛的智者的话，那么，对立审美形态的融合则使他成为诗坛的顽童。'杜运燮的顽童的世界，充满新的发现，诗笔活泼而优美。'首先，是崇高与滑稽的融合。他善于将严肃的、重大的、悲剧性的内容与滑稽、幽默、喜剧性融合起来。

杜对严肃的事物也予以揶揄、调侃。上帝，在西方人和东方人眼里，都是不可亵渎的对象，杜的《论上帝》却从各个角度，讽刺上帝是个忙人，要工作二十四小时；是一个语言学家，对地上种种方言土语的祈祷都通晓；是个最大的野心家，想把天国的政权扩展到地上，派传教士潜入世界各地；是个独裁者，对民主没有大兴趣，想消灭所有的政敌。揭穿了上帝乃人造的虚妄的实质。

喜剧性广泛存在于杜诗中，杜诗颇多优美之作，但往往在优美中注入幽默，使之具有特殊的喜剧美。

由于杜诗注重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多种对立审美形态的融合、中外古今诗风的融合，遂形成幽默轻松冷静沉思的独特风格。杜运燮在《给我的一个同胞》里，刻划了一个背负'沉重的担子'，伛偻、疲惫、沉默，表面上没有人的威仪，却完成了人的意义的普通人形象。他的朴实、艰忍与不事炫耀，使我想起了杜的人格与诗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颗严肃的星辰在中国新诗史上，自有它独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