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人物作品
《草儿》是我去年间作的新诗集,随兴写声,不知所云……《草儿》是去年间新文化运动里随着群众的呼声,是时代的产物。要是有功呢,是当时社会的;要有过呢,过去的我不能负其责……我不过剪裁时代的东西,表个人的冲动罢了。
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我不是诗人。
——《草儿》自序
康白情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21年10月5日
这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在字里行间,好象在付梓之前,他已经臆测到他的诗集问世后毁誉参半的社会反应。但诗已成,或褒或贬随他,不是诗人应该关心的了。这自然也是一种洒脱。
'草儿'中的白话诗,几乎全部作于1919年和1920年,两年之间写了117首,康白情当年的艺术狂热由此可知。但也由于过于多产,良莠不齐;有超出同辈作家写作水准之上的,也有劣作,这便是康氏受到文学评论者和文学史家重视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因他的写作态度轻率、急就而引为诟病。梁实秋先生的'草儿评论'指出'《草儿》里的诗有一半算不得是诗',痛加指摘,几乎否定了康白情的诗人身份,原因也在这里。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写诗的人,大多都是抱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仅凭着一股热情,纵笔写来。事实上对这种实验性的作品,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至于对诗歌艺术的看法,也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改革,只是把文言变成白话而已。胡乱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就是这种心境下的产物。他们每每注意到语言的白话化,而忽略了诗质的要求,叙述的成分大于表现,说理的比重高于抒情,即使是表现情绪的诗,也缺乏艺术上必要的过滤和转化。这也许是历史发展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缺失吧。
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大部分是对的,但他却忽视了'草儿'中一些极好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却给以后的诗坛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些佳作大部分被朱自清选入'新文学大系'中去了。
康白情的诗固然简陋,但是,千万不可忘了,那个时代的整个诗坛都是简陋的。如果没有早期诗人的盲目探索,勇于接受失败的尝试,中国新诗便不会从草创到壮大。没有康白情,可能就没有较后的'新月派',就是有,也要迟上许多年。我们绝不可要求在康白情的时代出现徐志摩,也绝不可要求在徐志摩的时代出现卞之琳和王辛笛;没有三十年代的卞之琳和四十年代的王辛笛,五十年代的郑愁予便会珊珊来迟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感。
俞平伯认为康白情的诗'为诗国开辟了许多新疆土',就那个时代的标准看,并非溢美之词。另外值得提出来加以肯定的乃是康白情作品的创造精神。也就是说,'草儿'的历史意义,不在作品本身的价值,而在于作者敢于试探的精神和态度。
康白情是个在五四诗体革命中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时代召唤着诗人,诗人感应着时代。纵观'草儿',我们可以从中听到五四时代的各种'群众的呼声':有炽热的爱国心声,如'别少年中国';有立志为国效命的誓言,如'别国立北京大学同学';有对朝鲜人民反对侵略的声援,如'阿令配克戏院的悲剧';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如'归来大和魂';有反对军阀专制的豪言,如'慰孟寿椿';有满怀爱国激情和民族道义对民族英雄的召唤,如'鸭绿江以东';有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呐喊,如'窗外'、'鸡鸣';有对不折不挠、沉着坚毅精神的赞颂,如'草儿在前';有对未来新中国的向往和追求,如'女工之歌'。总而言之,他的诗贯穿着一种新精神。
康白情是个弄潮诗人,是个无韵自由诗的急先锋,影响颇大。据统计,康白情在'新潮'和'少年中国'上发表的诗作量首屈一指。单从'新潮'和'少年中国'来看,康白情、田汉、俞平伯三人支撑了两刊的新诗局面。但俞平伯在'少年中国'上没有一首新诗,而田汉在'新潮'上没有一首新诗,唯独康白情不仅上述两刊上都有新诗,而且在数量上都占首位,致使康白情成了个弄潮诗人。
到期1922年止,诗集的出版有如雨后春笋,总集有北社的'新诗年选: 1919' ,个人合集有文研会的'雪朝',湖畔诗社的'湖畔',别集附'尝试集'外,有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郭沫若'女神',汪静之'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亦可从诗作入选总集客观地反映时人的看法。在'新诗集'中,选诗55家105首,除胡适、周作人外,入选诗作量并列第三位的就是康白情、刘半农、沈玄庐三人。影响较大的'分类白话诗选'中,收诗作近70家250多首,除了胡适,入选诗作最多的就是康白情了。这从一个侧面看出康白情在新诗坛的地位。尽管'草儿'在不少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从它的格调上看,确实代表了几十年来新诗发展的主流方向,这是应该肯定的。胡适为'蕙的风'作序,序文说:'少年的新诗人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比较容易。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
康白情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诗评家。他在新诗理论建设上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他那篇有名的'新诗底我见'象一颗腾空而起的照明弹,把个薄雾迷蒙的新诗坛照得通明。这一篇不同凡响的诗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它的借鉴意义。
他又是一个不断总结新诗运动创作实践经验的人。以他为主的北社选编的'新诗年选',选诗41家共83首,对入选的诸家诗作大多有评语按语,在体例上首创了新诗'年选'的体制;开创了既'选'又'评'新诗的选例。'新诗年选'的评语按语也体现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特色。它把新诗放在中国的和世界的氛围中评判,显得视野开阔,以至博得朱自清的赞许。
康白情的诗论是在不断总结诸家诗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他的不倦探索的战斗精神于此可见。
尽管'新诗底我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商讨,但从它论述问题的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来看,都已站在时代的高度,他又不愧为一个诗论家。
康白情以一个热血青年的激情、敏锐和勇敢,唱出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新声,与'新青年'相呼应,与胡适相呼应,与广大的'中国少年'相呼应。他的新诗,领导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影响了几代诗人,在现代文学史上,应当有他的一席之地。
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已经辞世,但他们对文学革命、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将世代铭记在后代人们的心中。耳边又仿佛听到了那熟悉而亲切的诗句:草儿在前,鞭儿在后。
诗歌作品
草儿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担着犁鸢,
眙着白眼,
带水拖泥,
在那里'一东二冬'地走着。
'呼——呼……'
'牛也,你不要叹气,
快犁快犁,
我把草儿给你。'
'呼——呼……'
'牛也,快犁快犁。
你还要叹气,
我把鞭儿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1919年2月1日,北京
和平的春里
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水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
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野火。
1920年4月4日津浦铁路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