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个人作品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着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起来！/全世界的人/我们底地球已经着火了/不是壮烈地扑灭这火就是刻毒地给这火焚烧而死/我们底地球着火了啊！'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作品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着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着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孙郁还说，自己特别喜欢阿垅的诗，很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阿垅着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

从阿垅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激战的诗歌的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与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orion（猎户星座）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馨之作。

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S·M、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

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不要恐惧》《去国》等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诗歌句式。

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我们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所不曾见到的。

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的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题》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作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但在他这种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去国问天的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