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感情生活

郑振铎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着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恋爱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结婚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唯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郑振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着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