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18),《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着《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于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不苟。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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