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着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三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着'（《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