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人物轶事

师道近佛

陈师道一生信受佛法，喜欢与僧人、居士相往来，他写了很多与佛有关的塔铭、墓表，还作有《华严证明疏》、《佛指记》等文章。

他特别推崇《华严经》，他在《华严证明疏》中说∶得有此经，庆幸平生孰如今日，实力贫而家富，将口诵而心通。誓尽此生敬供不息，在在处处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为始。伏愿诸佛所说如庆喜而常闻，一生之间与善财而同证（《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七）。表示此生遇此新矣！有此足矣！这也是他所以能够保持高节、不恤贫穷的原因。

陈师道不独专心佛典，于儒、道经籍也皆深涉。在三教关系上，他主张'道通'、'道一'，异不在道，而在于世异、说异。

他说∶大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役相与诋訾。盖世异则教异，教异则说异。尽己之道则人之道可尽，究其说则他说亦究。其相訾也固宜，三圣之道非异，其传与不传也耶（《面壁庵记》，同上，卷十五）！

陈师道说明了三教之道是一致不背的，只是因为后来世道的变化，人说的差异，从而相互诋訾，从而有了传与不传的区别。

在《白鹤观记》一文中，他又就释老的关系指出，'夫老释氏之教并行，于世而有衰盛，世遂以为优劣。又谓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离行而合妄，其所异者因于俗也。至其隆替则系于世，世之好恶则系其习……'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的观点。师道还具体地列出了三教的传承世系，认为唯有'释自能仁'，从始至今，代有其人。师道以上关于三教的关系之说是比较新颖、深刻的，于三教关系思想史上值得注意。

儒、道、释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宋代文人的文化结构大都有此特点，陈师道亦然。他们都是本于儒学又濡染道、释的。其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也有类似的文化心理背景：以道艺处士自期、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晓佛理自慰。

陈师道体弱多病，因而希望通过诵佛经、守戒持斋等方式减轻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延长寿命。他曾与妻同谒佛寺，称弟子，买经发誓，并长期断酒持斋诵经。

但他却似乎更需要从佛门求得解脱之道，有时甚至产生出世之念：'更欲置身须世外，世间元自不关人'，'终当捐世事，来作卧云人'。

师道述贫

陈师道日常生活拮据困窘，在《与鲁直书》中，陈师道向友人黄庭坚述说了失官后生活的艰难：'罢官六年，内无一钱之入，艰难困苦，无所不有。沟壑之忧，尽在朝夕，甚可笑矣……某素有脾疾，今复得风旋，时时间作，亦有并作时，极以为苦。若不饿死、寒死，亦当疾死。'后山述贫诗形象地再现了其日常生活拮据困窘的情状：盎中有声囊不瘿，咽息不如带加紧。人生七十今已半，一饱无食何可忍。公侯早岁有如此，奴婢蓐食知夜永。向来糠核之子孙，居邻无传家并存。昔作九日期，一览知四方。夜雨秋水深，裂风畏褰裳。尊空囊亦空，花且为我黄。官奴覆青绫，破屋任飞霜。密雨吹不断，贫居常闭门。东溟容有限，西极更能存。束湿炊悬斧，翻床补坏垣。倒身无着处，呵手不成温。师道甚至穷到无力养家的地步，不得不让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岳父。《送内》、《寄外舅郭大夫》、《东阿》、《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别三子》、《示三子》等诗篇描写了与亲人'贫贱离'的痛苦，如《别三子》：夫妇死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熟视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束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揖未胜衣。唤爷我欲去，此语哪可思。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

不着渠家衣

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拥戴者，与保守派苏轼、黄庭坚等结怨甚深。早在担任监察御史时，赵挺之就曾数次弹劾苏轼——或罗织罪名说他起草的诏书'民以苏止'是'诽谤先帝'，或牵强附会说他的'辩试馆职策问'大成问题。而苏轼及其追随者也不甘示弱，对赵挺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苏门文士对赵挺之的蔑视，从一事可见一斑：陈师道深夜到郊外皇家祠堂守灵，因没有皮衣御寒，其妻回娘家向胞妹借了一件——陈妻是郭概之女，而郭概是北宋政坛上着名的'慧眼挑贵婿'者，家境贫寒的陈师道和官宦之子赵挺之都在其家坦腹东床。当得知妻子借了近为连襟却势同水火的赵挺之的皮衣，陈师道即感受辱，并对妻子大发雷霆：'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元符三年冬，陈师道在郊外参加祭祀，无棉衣御寒而感病致死。据载，陈师道死后，家人无钱安葬，'朝廷特赐绢二百匹，尝与往来者共购之，然后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