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创作特点

邵燕祥

　　作家邵燕祥的杂文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力量。他于1980年开始写杂文，先后出版《忧乐百篇》《会思想的芦苇》《当代杂文选萃·邵燕祥之卷》、三卷本《邵燕祥文抄》以及随

笔集《沉船》《邵燕祥杂文自选集》《人生败笔》《找灵魂》等等，加上未入集的散篇，总字数在两、三百万言之间。而邵燕祥杂文的思想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

邵燕祥崇尚真理和理性。他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为陈小川杂文集作的序》）。在1980年所写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人是有尾巴的吗？》等多篇属于这一题旨的杂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认为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好皇帝'再世，'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即便是唐太宗那样的'好皇帝'也整过良臣魏征的黑材料，皇权的'民主作风'毕竟是大大有限的。因此不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做选择，而是要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人是有尾巴的吗？》一文中，首先，作者把'翘尾巴'、'夹尾巴'以及'脱了裤子割尾巴'同脏话、同人格侮辱联系起来，因为只有鸟兽虫鱼才有尾巴；继而，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它的本质：'那动辄指责别人‘翘尾巴’者，正是自认为我翘则可，你翘则不可；动辄训斥别人‘夹尾巴’者，正是自命有常‘翘’不‘夹’的特权；动辄勒令别人‘割尾巴’……其实可能恰恰忽视了自己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尾巴。'这与杨绛在《洗澡》中说过一句话：'现代的专制者喜欢割知识分子的‘尾巴’'不谋而合。作者坚强、新锐的理性和真正杂文家的素养使其作品一语中的而又老辣尖刻，至少在1980年那个时刻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邵燕祥的杂文就具有这种'将蒙蔽豁开，便见了光明'的特征。《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是将'好皇帝'蒙蔽下的黑暗照亮了。又如，在《吴江老矣，犹着新书》中，邵燕祥借吴江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照亮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误区。过去，我们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然而，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时，突出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吴江据此说，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它的‘基本思想’集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上。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表现在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如果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那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这一启蒙，使我们重新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光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邵燕祥的杂文还豁开了当代社会两个被蒙蔽的重要盲点或暗点：一是驻马店和遂平县在1975年遭遇的洪水之灾（因为一直秘而不宣，故为盲点），二是遂平县因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导致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因为诿过于天以掩盖人祸而成盲点）。邵燕祥的杂文中说，1975年，洪水来临之际，'与沙河镇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成公社完全没有得到警报……全公社36000人中有半数遭难，许多人家绝户'，'仅一小时洪水就冲进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中40万人半数漂在水中，一些人被中途的电线铁丝勒死，一些人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铁路高坡时坠入漩涡淹死。'这是邵氏根据赵园《记忆洪水》一文中所引潘家铮院士《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里的文字。邵燕祥有感于遂平县的灾难，又想到这个县'在1958年曾经是各级干部放农业高产卫星最早的地方，也是因谎报产量高额征粮以致口粮不足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959年、1960年、1961年过去习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诿过于天以掩盖人祸，全国饿死三四千万其说不一……''怨天怨地，其实老天是冤枉的，据查那三年的气象记录，就全国总体来说，是属于风调雨顺的'。当然，这里的'豁蒙'或启蒙，并非邵氏一人之功，其头功还得归于潘家铮院士。

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邵燕祥的启蒙理性不是单纯从思想史方面做文章，而是从现实出发，以针砭时弊为目的。譬如对皇权意识的批判。在我国当下皇权意识仍然根深蒂固，不仅电影、电视题材一步步向皇家靠拢，把历代皇帝尤其清代各帝一再竞相美化，而且，万众瞩目的城市景观、宾馆同样竞相以皇宫、皇后、公主等皇室人物命名，甚至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也动辄出自御厨和宫廷，连药物也要美其名曰'宫廷秘方'。作者还看到了现实中'地方与基层的‘土皇帝’的产生'，与愚昧的'臣性'有关，所以他写出了《'土皇帝'也不能要》之后，又在1987年写出了《臣性》。邵先生在《臣性》中痛心疾首地说，'臣性悠悠，不绝如缕'，'有愚昧的地方，就有臣性，就有人要过皇帝瘾，也还真有‘臣民’匍匐捧场呢。呜呼！'。有一种说法是'杂文不说身边事'，'鲁迅杂文中直接针对现实说话的篇什也不是很多'，那么，臣性，皇权意识不就是身边事吗？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春末闲谈》《看镜有感》和《文学与出汗》，哪一篇不是针对现实说话的？要杂文不说身边事，也许是不让作者被现实所伤，惟其如此，才显示出邵燕祥秉承鲁迅直面现实的战斗传统，对于身边的病态，容不得冷眼旁观，他必然挟笔如横刀，纵横驰骋地和他们搏而战之。惟其如此，才映现出继鲁迅之后，仍然不乏'刑天舞干戚'的斗士风采。

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

邵燕祥那把启蒙理性的解剖刀并非一味向着外界，向着他人，他也以同样严格的尺度解剖着自己。在这方面，1988年写的《梦醒后的启蒙》可以视为自我启蒙的宣言。他写道：'谁启蒙？启谁的蒙？所有意识到启蒙的意义的人，都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不是少数自称‘精英’的人充当启蒙说教者，连这些自称‘精英’其实也同整个知识界一样身上带着老传统和新传统深深浅浅的戳记的人们，也要跟‘非精英’们一起接受时代的启蒙。'邵燕祥还在一个杂文集的附记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即杂文作者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划脚地进行说教，恐怕写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自我解剖是源于不以自己为完人的清醒认识。在邵氏的杂文中，这种自我解剖是随处可见的。多年以前评胡风的诗，他不忘记写进'我也随声附和地写过声讨的诗，伤害过曾经带我上路的人'（《气势》），表示了对曾经从恶的忏悔；近年来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说自己当年成了右派'减少了我害人的机会'，'如果不成异类，依我的社会存在和思想状况，则我会积极响应所有号召……纵横冲杀，伤害好人……'把自己摆进去，并且无情地向读者作解剖，这是自鲁迅以来，中国现代杂文最可宝贵的传统，也是邵燕祥着意要继承的。他继承的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本位负责。《罗马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人是有限的受造之物，却要以造物者的身份自居，以为自己就是终极。这就使人跨出了自己存在的本位。

修辞立其诚。有了诚，杂文的审美、理趣和启蒙才有所附丽。但这诚与不诚，关键在于是否有良知、平等和内疚之心，是否是真正的平民化精英。如果认为占有精神资源，就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特权的精英'，是启蒙者而不是被启蒙者，那就必然会远离真诚。邵燕祥为何具备这样的真诚？他在一篇《一要活着，二要活得明白》一文中反复表述过这一心迹：'知彼和知己，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主观世界，都是没有穷尽的。'他衷心感谢前人和朋友们写文章，'帮助我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启蒙，我才像在一首诗中所说：知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我在中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