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诗人之死

5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闻捷的诗歌也变得更为耸动。一九五九年后诗人所发表的作品内容如何，由其标题已可见一斑，如《我们遍插红旗》、《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等。因为这些诗作，闻捷被誉为'大跃进运动的战鼓'。与此同时，闻捷因为个性使然，逐步卷入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文化沙皇张春桥素有嫌隙，沦为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一九六八年，闻捷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其时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三个女儿有两个'志愿'到东北落户，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而最可怕的命运还没有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时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而闻捷正因反党反国家的罪名遭受隔离审查。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戴比闻捷小十五岁，年轻时候就读过闻捷的爱国诗篇；她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诗人也会沦为叛徒。就在此时，闻捷的妻子自杀、三个女儿被赶出家门，而戴奉命告诉闻捷此事。一九六八年是中国现代史最荒谬的时刻之一，闻捷与戴厚英的遭遇其实无足为奇。他们两人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狂热的坠入情网。一九七○年，戴与闻同被下放干校。二人地位相当，相互了解更形深入。同年十月，二人已公然在'五七战士'眼皮底下用餐散步，谈情说爱了。

闻捷与戴厚英完全低估了党政机器的胁迫力。两人按规定申请结婚、等待批准，却被粗暴驳回；与此同时，戴厚英得知已被重新分配到东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对与日俱增的谣言、奚落及压力，闻、戴上诉，却注定劳而无功。张春桥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亦强行拆散这对恋人。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于是与戴厚英断绝关系，走上了戴曾警告他不要走的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闻捷吞吸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