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泰戈尔的时代背景，才能翻译好他的作品
《国际先驱导报》：据说你看了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你觉得他翻译得如何?
墨普德：《飞鸟集》是泰戈尔最先用孟加拉文写的，之后将之翻译成英文。泰戈尔自己都承认，原初的精神在英文译文中没有翻译出来。而冯唐的翻译是在泰戈尔的英文翻译的基础上再翻译，效果可想而知。这主要因为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孟加拉语和汉语都属于东方语言，跟英语代表的西方语言是不同的。
而有些地方，冯唐翻译得还行，例如第298页的翻译：'寂静的夜晚，有母亲的美好，喧闹的白天，有孩子的美好。'像对联一样工整对仗。但是为了迎合年轻读者，冯唐的一些翻译十分庸俗，降低了格调。例如，第三首诗歌中，将原文'Theworldputsoffitsmaskofvastnesstoitslover'译为'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其后是'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又如，使用'小混蛋'等庸俗的词不合适，也曲解了泰戈尔的原意。当时写作这本诗集的泰戈尔，父母死了，连小儿子也死了，没有亲人和爱人，非常孤独地生活，痛苦的他在跟上帝进行对话，而不是什么'解开裤裆'、'舌吻'。冯唐应该理解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才能好好翻译。
冯唐使用了新的网络词汇、新时代的语气和语感，反映不出诗人写作当时的语感和精神。我知道冯唐是故意这样翻译的，以泰戈尔的名义，却故意歪曲他的意思，迎合年轻读者的阅读喜好，就不好了。
Q：怎么才能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泰戈尔诗歌呢?
A：如果将泰戈尔的诗歌直接从孟加拉语翻译成汉语，就最好了。我想找一个会孟加拉语的中国教授合作翻译，特别是翻译过泰戈尔诗歌的白开元先生。
我自己就是加尔各答人，孟加拉语是我的母语，我也跟泰戈尔一样属于梵社(梵社是近代印度教改革团体之一，梵社宣称神是唯一、永恒、始终不变的实体，没有任何形式和属性，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持者——编注)。我的祖父写过泰戈尔传记，我很想将中国的文学翻译成印度的语言——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我希望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为了钱而去翻译，我不希望最先被问到的就是翻译费。
Q：根据你自己的翻译经验，能谈谈该如何翻译诗歌吗?
A：我在翻译《毛泽东诗词全集与文学赏析》时，尽量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我选择了一些上世纪三十、五十年代用过的词语，让孟加拉译文带有当时的时代精神和语言特色。除了诗词的孟加拉文翻译之外，我还加入对每一首诗的注释、对诗词内容的详细描述、诗词年表与诗词主题类别。通过注释，能将所译诗词分析得很细致，将内涵意义、典故等解释得很清楚，以便普通读者以及未来的研究者都能了解及欣赏。
我非常赞同说，诗歌是不能被翻译的，诗意和想象空间会在翻译中流失。如果非要翻译，最起码得忠实于原文。诗歌翻译要有诗魂、诗感，要尽力押韵。只有诗人才能翻译诗歌，译者自己有做诗的本领，才能够将原文的'诗魂'翻译出来。我翻译毛泽东诗词时，为了适应孟加拉文化的特点，我除了把诗中中国人的姓名音译成孟加拉文之外，还把姓名意译成孟加拉文，产生语音与语义上的新味。我还尝试着将毛泽东诗词用不同的押韵法译成孟加拉文，注意了大多数诗词的押韵。
曾留学中国，多次拜访季羡林
Q：你曾在中国留学，能分享一下你跟中国作家交往的故事吗?
A：大概是1983、84年，还是尼赫鲁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我，担任季羡林的翻译，他说，你的口音非常标准，为什么不来中国深造?1986年，我到中国复旦大学做公费生，学习现代中国文学史，后来转校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民俗学，师从钟敬文。1987年，在北京读书期间，我几次跟季羡林见面会谈。我们都懂梵文，交往有深度，有意思，每次都能谈很长时间。他送了很多他的着作给我，都有亲笔题字。回国之前，季羡林还邀请我到他家去。我写过一篇《凝望远去的背影》的纪念季羡林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的报纸上。
1990年7月3日，我去北京艾青的家里去见他，他送了我一本书，题字为：'请莫瑞德先生惠存，艾青八十变成断臂人。'那时候，八十岁的艾青一只手臂已经不行了，他跟我们聊到'四人帮'如何折磨他，谈到生活的苦难，但他还是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后来翻译艾青的诗歌时，在注释中都指出他写诗的时代背景。
最近，诗人舒婷来印度参加新德里书展时，我当面朗读了我自己翻译的她的诗歌《水仙》，还将她的《致橡树》翻译成印地语，舒婷非常高兴。
如果能跨过英文去沟通，中印更能真正地交往
墨普德教授与夫人
在今年1月9日至17日举行的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上，《中国梦：历史、比较和现实》《'中国模式'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路径》等一批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书被介绍到印度;印度人也将自己的国家介绍给中国：1月9日《草根总理——莫迪》中文版新书在新德里发布。而近期，印度中世纪经典着作《苏尔诗海》中文版在新德里首发，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主任狄伯杰翻译的《论语》印地语版也即将首发……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可喜之事。墨普德教授很高兴地看到中印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Q：今天，很多印度人都不知道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有的只知道鲁迅，在印度的书店里也只能看到一本中国作家毕飞宇的小说《ThreeSisters》(《玉米》)，这还是一本因为获得英国曼亚洲文学奖而被关注的小说。中国读者也不熟悉印度本土作家，为何在当代中印文学交流出现断裂?
A：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是东方人，我们各有各的看法。大多数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总是面向白种人的世界，想在欧美世界中立足，例如看中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等欧美文学奖项。
中印政治不互信也是一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印度变成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而中国跟巴基斯坦比较友好，印度人在外交上常常以一个国家对巴基斯坦的态度来决定印度对这个国家的亲疏。中印是邻居，也存在误会。中印文学上的交往也渐渐疏远。实际上，中印的交往是最古老的。唐朝，玄奘和尚到印度取经，传播佛教，印度的和尚到中国去都不需要护照和签证，那是真正的全球化，反而是现代社会搞得这么复杂。两国的普通人之间应该多一些交往，中印的民间交往要进一步促进。在语言上，英国统治了印度一百年，印度人看英文书没有障碍，大多数人是读孟加拉语、印地语等本地语言的书籍。中印两国也多通过英文而非本国语言来直接交流。
Q：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印文化交流的前景?
A：上层、政界考虑的是中印边境的争端等复杂的问题，而下层、民间的人考虑的是文化、文学。作为作家、翻译家和诗人，我考虑的角度跟政治家不一样的，政治家们往往回忆起中印间交往的不好的事情，文化方面，中印之间却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中印文化交流很有希望，如果我们不面向白种人世界，我们可以造一个新的桥梁，如果不是通过英文去沟通，我们更能真正地交往。未来，中印之间，希望能有更多懂印度本地语言与汉语的双语人才和翻译作品。
中国人和印度人在面对西方世界时，应该要有一些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西方人在中国人和印度人之间挑拨离间，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基本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全盘好或全盘坏的，应该将彼此好的东西多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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