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瓦利斯理论主张

索菲·封·屈恩之死经常被看作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诞生的时刻。可是这样的过程并未那么简单地发生。死去的恋人的形象，在诺瓦利斯一些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中，尤其是在《夜之颂歌》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且死和对死的克服，对于他而言，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然而在诺瓦利斯后期作品的思想与诗歌形象中阻遏我们的，却正是长期的内心成熟与发展过程的结果，其根由与其说在于一个尽管也还那么感人的、一时的短暂事件，倒不如说在于他经由众多思想涌入而造就的个性的深刻。他对索菲的死，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内心里都并非意外。最迟是自索菲返回格吕宁根起，尽管医生有不少乐观的表示，而对于她的复元的希望却根本上消失了。在精神上，对费希特哲学的分析使他获得了对自我之偶然的或个别的形式的相对性的悟解：你所真正喜爱的，必定为你所保有。虔信派教徒的信条和教义，从童年起就已非常熟悉，在对索菲疾苦的印象中在他内心里重新苏醒了，以致于当时给朋友施莱格尔留下了完全堕入并沉溺于'亨胡特化'和'绝对狂热的幻想'的印象。因此，当诺瓦利斯在索菲死前几周就写下了这样近乎预言性的话语时，也就并不使人感到讶异了：我的想象增长，当我的希望下沉的时候——如果这希望完全沉落消逝，且除了界石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我的想象将会达到足够的高度，以将我提升到我能找到在这里失去的一切之地。我已及早学会感受我困难的存在，或许这感受正是未来世界最初的生命意识。

然而当他随后真的面对死亡的决定性时，想象的魔力却暂时不听使唤了。他觉得一切都一下子枯死、凄凉荒芜、麻木无感觉、僵硬不动、呆滞石化了。他在书信中承认，暮气与衰颓将他包围了，有一处他谈到自己时说，他几乎要崩溃了，这并不是空洞的悲伤与哀悼之词，而是他内心状况的精确的表记。因为诺瓦利斯从不多愁善感，面对死亡也不而且越发不伤感。对坚强和一个目标的追寻探求至此在他有意识的生命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在索菲身上，在对新婚夜、婚姻和子孙（后代）的希望中，一个这样的生命中核似乎要展现了。然而他发觉自己又被推到一种漂浮的、孤寂的、未得谅解的存在之缺乏自信、不定心中去了。

当由他的索菲去世的消息引起的最初的、强烈的麻痹与瘫痪消失时，他逐渐企图在内心深处找到外部世界拒绝给予他的使命和规定。通向它的道路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被指了出来。与此同时，索菲死后一段时间内在诺瓦利斯身上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充满难以和解与统一起来的矛盾的过程。在1797年3月底给泰恩施泰特的卡萝莉内·尤斯特的一封长信中，表现出了随后那段时期他思想中相互交错的两个主要动机。一个动机脱胎于他再度孤寂和无望的悟解：要是我的哀伤成为温柔的火焰，它如此吞没我，使一阵微风将我化为一堆灰烬，那该多好。难道索菲不支持我的愿望吗？她的生命原来将我的心神的存在束集在一起——自从这思想逸遁，有机的部分就开始分离，并回复到它们的元素。他自己的死应要成为他自损的最明确、最纯粹的结果，并且追随索菲死去的决心，从此以后便如他的记录一般贯穿着他的思想。

另一个基本主题，与此形成使人惊奇的对照，是对索菲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见的当下的期望。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获得了颠峰感悟：太一——坚定的希望，她不会消逝——这希望更会让我精神振作，似乎索菲能够且可以向我显现。我会多么幸福，当她偶尔向我显现——慰励我，使我振作——仅藉着无与伦比的、温柔而深情的一瞥。而他想从这希望中为自己汲取美妙的热情；索菲（于他）应成为永恒安宁、和洽、爱、善良、温柔和谦顺之灵魂,永恒的喜悦应赋予他的眼睛和额头以生气，他要成为一个真正崇高的人,一个能在自己内心里感知到使徒的身份之天职的人。这一主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与殉情的想法紧密相连并且到底更是着眼于长存的。而两者，死与圣徒之尊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于崇高人的概念之中，让·保罗在他的《看不见的包厢》中创造的概念，该书在1795年成了哈登贝格兄弟最喜爱的读物。这'崇高人'拥有'对于尘世的超拔，一切世俗行为之微不足道和我们心灵与我们位置之间之不成形或奇形怪状的感受，摆脱纷乱的灌木丛和我们脚边令人厌恶的诱饵的神情，向死之意愿以及凌于云端之上的目光'。在他内心里存在这样一种力量，从更高的视点来观察和思考生命的力量，由此他将死纳入生命之内并从虚假的决定性之如此的克服中获得重要意义。从一个凌于云端之上的超验的领域的存在之知觉中产生的去向不可见的世界的使命，向上帝和人类所具有的极度崇高之亲切的接近，便因而成为变得孤独者一项新的、尽管还决不非常明晰的使命。进一步的考验摆在面前。1797年4月14日，他的弟弟埃拉斯穆斯死于肺结核。此前两天，诺瓦利斯动身去了泰恩施泰特。如同索菲死前一样，他不堪忍受去作缓慢死亡的见证人。

诺瓦利斯未曾出席索菲的葬礼，直到复活节星期日才第一次去了格吕宁根公墓。他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标，在哲学研究中纠缠于死亡问题，沉溺于虔信派教徒的虔敬传统中——他正是在这传统中长大的。因此，人们可以想象，1797年这个复活节对他而言意味着何等深刻的震动。这之后的星期二，即四月十八日，他开始写日记，这在他那个时期是仅有的，不仅作为一个为了回答对于生命和死亡之意义的最后疑问的探索者的文献，同时也还作为冷酷无情的良知考察和对独特的感受纠缠关注的文献。他的记录持续了两个半月以上，直到他7月初从在泰恩施泰特和格吕宁根的逗留和在哈尔茨山区的一次旅行中最终又返回到魏森费尔斯。在每个日期的后面，他总是添补一个数字，指明那是索菲死后的第多少天——4月18日是第三十一天。

诺瓦利斯带着一位心理学实验者的精确性在其日记中所写下的，决没有仅仅局限于激动他心灵的东西。日常生活也映现其中，在尤斯特家和在格吕宁根的逗留，后来在哈尔茨的旅行，到父亲的陪同哈勒和德绍尔那里去。文学和哲学研究得到反映。首先，诺瓦利斯是在这段日子里第一次透彻缜密地深入分析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或许是为了写一篇评论，但同时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慰藉和增进健康。此外，也正是在这些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给他寄了一份用其兄奥古斯特·威廉的译本刚刚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样本。这一偶然事件奇特地触动了他。罗密欧在被信以为真的朱丽叶的临终床前泣诉。诺瓦利斯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早上我长久地在植着蔷薇的墓旁与小卡萝莉内交谈。我再次看到了罗密欧——他浏览了爱德华·杨（EdwardYoung）的《关于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哀歌或夜思》，而且费希特和让·保罗的名字也再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惶恐不安、冷漠和冷酷与悦朗在诺瓦利斯内心相互抵拒，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形象便陷落和生长在这内心的矛盾冲突里，这形象本当成为一个新的目标、使徒身份之天职的榜样。他时常去索菲的墓地探望，采摘鲜花——把它们撒在坟墓上——我亲密地与她在一起。五月十三日：晚上我到索菲那里去。在那里我非常欢悦——闪现狂喜的瞬间——我吹去坟墓如我面前的尘土——数百年如一刻——她的临近可以感觉得到——我相信，她会一直走近。就在第二天：昨天晚上我在（索菲的）墓旁并经历了些许狂喜的时刻。

由于其中确然的转变后来在《夜之颂歌》第三首中重现，因而5月13日的记录在文学史上特别驰名。人们因之把这'墓边幻影'看作为诺瓦利斯的诗文创作指路的的原事件，但概观这段时期的生活档案，会发现这样一个断论相当成问题，完全不考虑在原文中出现一些与让·保罗《看不见的包厢》中的一段的相似之处，卡尔·封·哈登贝格在事前两天给兄长的一封信中援引过这一段。主要是日记中其他地方也确实包含——如前面已提及的给卡萝莉内·尤斯特的那封信——索菲这样显现的迹象，在画像室、在靠背椅上和在墓旁。人们可以不怀疑这些幻象的真实和强度，也同样少地怀疑，这些幻象不是本能地，而是经过完全有意识的、有准备的心灵的努力而产生的，通过一再劝请，在其自身产生明确的从心所欲，如他在日记里对自己要求的那样。一切恳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索菲的肉体形象于他越淡薄，把索菲作为理想形象的想法于他就越强固，这理想形象给了他今后生存一个中心和目标，如同对于在世的原型已经是很明确了的那样。早在4月14日，耶酥受难节，诺瓦利斯就写下了这样的悟解：她是最崇高和谐的、最理想完美的人物之一，在世间已经是且将永远是。最美好的人必然很象她。两个半月之后，作为最后记录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句：'救世主（指耶酥基督）和索菲'。这不是圣经格言，而是已接受他的未婚妻对他作为人间和天国（今世和来世）的中人的角色的认识和悟解，这与根据宗教学说上帝为拯救人类而委托给耶酥的中间人的角色是可予以比较的。在近乎渎神的的自由迁徙中一个神话式的虚构的形象从逐渐消失的、尘世的人物形象中产生了。

随着未婚妻形象之转变，诺瓦利斯先前殉情的决心也改变了。这改变在他记录中有所体现：在墓旁我忽然想到，通过我的死向人类展示一种至死的忠实——我似乎使这么一种爱于人类成为可能。他的死因而应当是示范性自然，真正的献祭,而'救世主与索菲'的注解于这鲜明中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双重含义。

这样，最初决心的明晰轮廓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并与其他早先的意愿和希望混合在一起。有些矛盾仍未消除，然而从'自索菲去世便包围我的无法形容的孤寂想法'中，负有传教士的职责和使徒身份的新存在的可能性向他显现了，这为他今后的生命与思想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