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瓦利斯人物生平

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诗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原名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弗莱赫尔·冯·哈登贝格。

1772年5月2日生于曼斯菲尔德附近的上维德施泰德一贵族世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1790年在耶拿随费希特学习哲学，并结识席勒。1791至1793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后在法院、盐务局供职，并与早期浪漫派作家弗·施莱格尔等交往。1801年3月25日因罹患肺结核死于魏森菲尔斯。

诺瓦利斯受洗时取名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作为家里的长子，他给父母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虔诚的父母，把他视为上帝的恩赐。诺瓦利斯出生的时代是和一系列重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拿破仑、梅特尼希、黑格尔、荷尔德林、贝多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路德维希·蒂克，等等。这些人物预示了那个时代的成熟，无论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转变，还是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性转变，都是如此。关于诺瓦利斯的出生，可说的并不多。哈登贝格家是古老的下萨克森贵族，但此时已不再那么显赫。祖先迪特里希·封·哈登贝格生活在十二、十三世纪之交，那是中世纪诗歌的繁荣时期。迪特里希的幼子京特获得了一片垦荒地产，编年史作者明白地报道：'住在那里的京特血统的人，叫垦荒的诺瓦利。'诺瓦利斯的父亲海因里希·乌尔里希·埃拉斯穆斯·封·哈登贝格出生于1738年，曾受过管理与矿山开采的专业训练。他于1764年结婚，但他的妻子1769年就去世了。这唤起了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使他陷入了虔敬主义的宗教迷狂。1770年，32岁的他再度结婚。妻子奥古斯特娥·贝恩哈迪内·封·比尔齐时年20岁，此后，她陆续为丈夫生了十一个孩子。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已超过了45岁。在这十一个孩子中，有一个死于13岁，有8个死在20岁至30岁之间，有一个死于37岁，仅有一个孩子，即儿子安东，活过了他的母亲，他在44岁时死去。

父亲是一家之主，其虔诚的罪恶意识从精神上控制和支配着整个家庭。他为孩子们主持宗教课时声色俱厉，这一点曾令来访的路德维希·蒂克甚为惊讶。严格近乎苛刻，爱便难于来得那么自然。孩子们，尤其是几个儿子的爱的力量，便都集中到母亲身上。她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富有理解力的女子。诺瓦利斯与母亲感情尤其好，直至成年对起其母始终深怀热爱与感激。　与其他兄弟姐妹相比，幼年的诺瓦利斯体弱多病且智力迟钝。1780年，诺瓦利斯孩童生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一年他九岁，不幸患了痢疾，以及作为此病后果的胃下垂。在使用了令人痛苦的刺激药物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疗养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才得以改善。而经此一病，他的心智似乎一下子苏醒了。父亲对长子的关注也随着他的思想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增加，去旅行时偶尔也会带上他。1783年，他将诺瓦利斯送到年长自己十岁的兄长（即诺瓦利斯的叔父）戈特罗布·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那里暂住。叔父是条顿骑士团的一个领地管辖者，居住在赫尔姆施泰特和沃尔芬比特尔之间的卢克卢姆城堡。在他那里，正在成长起来的诺瓦利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卢克卢姆宽广的、装饰良好的庄园住宅存在着另一种氛围，透露出一种别样的气息、一种善交际应对的懒散。这位骑士团首领在与家连在一起的教堂里有完全独立的席位，在他乐意时，甚至可以身着家常晨服列席礼拜。洛可可风格带着逐渐淡薄的光彩走到了严格的虔信派教徒的苦行面前。作为留着假发辫子、身着闪光的甲胄、佩带着骑士团大十字勋章的洛可可式贵族骑士，这位主人甚至还让人为自己画了像。诺瓦利斯在卢克卢姆逗留了多久并不为他人所确知。然而，从这位骑士团首领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中环境对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不无深刻影响却不容置疑：我心情舒畅，弗里茨重新寻获了自己并步入了生活的常轨，我决然不想再让他离开这正轨了；我的家因他的心意而太过紧张了，他变得非常挑剔，而且我看到太多的陌生人，也不能阻止在我的饭桌旁谈论许多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和助益的东西。而在诺瓦利斯的眼里，叔父则是个坚定正直并严格忠实于自己原则的人。他促诫孩子们勤奋而知足。在诺瓦利斯看来，叔父非常依恋于出身和地位的优越，而父亲对这两者都只付之一笑而已。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埃拉斯穆斯·封·哈登贝格于1784年谋求了库尔萨克森盐场阿特恩、克森和迪伦贝格的一个空缺的场长职位。每年可获贴补薪水650塔勒，附加条件是在迪伦贝格附近建立长期居所。1785年，埃拉斯穆斯举家迁居魏森费尔斯。这个地方就成了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生活圈子的中心，他从这里出发，又总是返回这里。此时的魏森费尔斯是个人口只有3800左右的小城，但商业贸易和丰富学识的中心莱比锡，距此只有大约30公里。在西南有大学城耶拿，一个上午便可顺利到达；在西面不远，是拥有大约6000人口的魏玛，部长歌德、总军需官赫德尔和枢秘官维兰德都是那里的居民。这就是对诺瓦利斯生活区域的一个简单的描述。诺瓦利斯一家迁居以后，宗教传统继续得到保持。他认真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文化在他内心里蕴藉为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喜欢阅读诗歌与童话，同时凭借勤奋和自律与体质上的衰弱顽强搏斗。

1790年，诺瓦利斯在艾斯莱本以数个月的文科中学生活结束了他的基础教育。该中学当时是由克里斯蒂安·达维德·雅尼领导。他作为一本拉丁语诗学的作者和贺拉斯（Horaz）作品的出版者而享有很高的科学声望。很明显，他能够把自身的热情甚至狂热传递给学生，因为诺瓦利斯从来未丢弃对于贺拉斯的偏爱，这由许多（部分还非常成功）的翻译尝试可以得到证明。所有课时中，有将近一半花在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家的研究上。雅尼于1790年10月去世。诺瓦利斯在攻读法学之前，回魏森费尔斯呆了不长一段时间。

父亲为他指定了一条在萨克森任国家公职的人生道路，然而对美的科学的偏爱却在他内心里发展成了更为强大的力量。除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家外，正在蓬勃发展的德语文学也使诺瓦利斯很感兴趣。莱辛、歌德和席勒代表了戏剧，维兰德是小说的领军人物，而在抒情诗人的轮舞中，继克洛普施托克之后，产生了乌茨和格莱姆、拉姆勒和戈特尔（Gotter）、赫尔提（Hoelty）、比格尔和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封·施托尔贝格等众多优秀诗人。他们都是年轻诗人学习的对象。诺瓦利斯于1788至1790年间创作了300多首诗歌，这远远超过了他后期抒情作品的规模。此外，这个时期他还写出了大量的、部分未完成的诗体叙事、寓言、戏剧残篇、小说开头和翻译作品。它们集中于对人的思想、信仰和知识等领域的探索，同时也记录了诗人纯真的经历体会和生活感觉。这些作品尚有模仿痕迹，但从中已可发现诺瓦利斯自己的声音，初步展示了年轻诗人大有希望的天赋。

此时，诺瓦利斯将历史视为过去、未来的有机整体的想法尚未完全系统化，但首先从德国圣林同盟（又名哥丁根林苑诗人，1772--1774）的诗歌中接受了一个被美化了的从前的回忆，并与对当下缺弊的抱怨和对一个更富有、更和谐的未来的预感联系起来，多方面地反映和投射到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并发展成为他后期历史观的基本主题。

1789年5月，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格尔到朗根多夫（Langendorf）看望他的姐姐，那里距魏森费尔斯仅一里左右。诺瓦利斯乘机与之通信、见面，并建立了师生般的友谊。比格尔的影响在诺瓦利斯的诗歌中有迹可寻，但却并未为诺瓦利斯打开通向诗歌王国的大门。当年轻的大学生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在耶拿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相遇时，后者刚在一篇对比格尔诗歌的尖锐批评的评论中，将之批评为一种'柔弱的、幼稚的声音'，并向诗人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尽可能使他的个性变得高贵，净化为纯粹的、壮美的人性'。

1790年10月23日，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在耶拿大学获准注册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耶拿，时为拥有4500人的城市，容纳了800多名大学生，它的大学是德国中部地区除了哈勒之外最大的大学。重要学者移居此处，使她在18世纪最后十年里在思想上达到领先地位。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在那里讲授伊马努埃尔·康德的新哲学，并在大学生心中唤起了对于哲学的兴趣。在哈登贝格开始大学学习之前一年半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耶拿举行了大学教授就职后首次讲座，主题是关于谋生学者与哲学头脑之间的区别。

1790年至1791年的冬季学期，他讲授欧洲诸国史和十字军东征史。其时，诺瓦利斯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坐在下面，钦佩地仰视着这位才三十一岁的历史学与哲学副教授，认真地倾听他讲课。作为他非常敬重人，席勒不仅是历史学家，他在他的《堂·卡洛斯》（DonCarlos）（1787年）一剧中高唱友谊的赞歌，并且他也还是位抒情诗人，他在诗歌如《艺术家》和引起争议的《希腊诸神》中提出并回答了艺术对于社会的关系、天国的和世俗的权威等重要的问题。还在与他结识之前，诺瓦利斯就动手写了一篇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辩护，为《希腊诸神》反对假虔诚的信徒和其他狂热分子作辩护。1791年1月，席勒不幸患了重病。据席勒的嫂子卡萝莉内·封·沃尔措根记载，当时有不少学生都热情地照顾席勒，而诺瓦利斯正是第一个亲密地接近席勒并为他提供衷心的看护的人。

有证据表明，席勒对这位十九岁的大学生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而持久。维兰德出版的《新条顿的墨丘利》于1791年4月发表了哈登贝格的《一个少年的泣诉》。这是诺瓦利斯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维兰德在一条脚注中也称赞'今天在少年中少见如此的谦逊，美慧女神和缪斯女神已绕着年轻的诗人飘舞，将他引诱向愉快的、但却太过柔弱的享受。'席勒与诺瓦利斯之间的相遇和交往已不再局限于诗坛前辈与诗坛新秀之间---如同比格尔之于诺瓦利斯那样---的'影响---接受'范围，而是触发了诺瓦利斯自我认识的进程。席勒成了诺瓦利斯（一个）'人'的榜样，他能够从厄运那里夺取内心力量的和谐，力量将德行与美丽、内在精神世界与外部现象结合成合乎道德的优雅，以此显示出解决生命难题的可能途径，在这能够产生激情的、被印象和感觉催逼、困扰着的青年面前展现出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诺瓦利斯却并未严格地沿着席勒所指出的人性的完善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执着于向自身内在心灵侵凌，深入到他复杂的精神或心灵结构中去了。也正因如此，诺瓦利斯才得以摆脱诗歌创作中仿效之弊，而实现了向着终生目标的自我理解和个性品格的强化。诺瓦利斯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到1791年就结束了，除了一些即兴诗歌之外，后来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诗人才在其中突显出来。

爱情婚姻

诺瓦利斯在耶拿呆了仅不足一年，随后便转迁到莱比锡大学。莱比锡，有'小巴黎'之称，拥有30000人口，是诺瓦利斯踏进的第一个大城市。它的商品博览交易会使它成为东西方之间最大的转运中心；音乐和艺术在城市新贵的资助、促进和支持下繁荣起来。这里的大学虽以大约650名学生的规模小于耶拿和哈勒，但人们认为她更高贵而有教养，并被深深地打上了富有骑士风范的大学生的典型的烙印。在这里，市民阶级的大学生数量要少于其他大学，甚至过了十八世纪末，贵族大学生仍拥有诸如听课中的荣誉席之类的特权。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法国革命的变动开始对中欧国家的市民产生直接的影响。1792年4月20日，立法会议在巴黎作出决议，决定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是奥地利的结盟国家，萨克森—魏玛在第一次同盟战争中派出了一支军队，诺瓦利斯那比自己小四岁弟弟卡尔·封·哈登贝格也在其中服役。然而年轻一代的同情却更多地放在了莱茵河那边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相对于旧的习俗和惯例来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人身上。诺瓦利斯在回顾往昔时承认，当时的民主潮流使他背弃了过去的贵族的信念，尽管他没有像克洛普施托克、施托尔贝格或荷尔德林等人那样如此狂热的宣示流传下来，也没有像年轻的舍林（Schelling）那样翻译出马赛曲。

尽管如此，这对于他而言仍是内心骚动、纷扰最为强烈的一个时期。这骚动尤其是通过与一个人的相遇而受到推动。此后，他与这个人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并与之一起为浪漫主义的概念赋予了内涵和深度。这个人便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比诺瓦利斯大七周零四天，比诺瓦利斯早半年成为莱比锡大学的学生。施莱格尔在1792年1月给他哥哥奥古斯特·威廉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于诺瓦利斯的好感，并对两人之间的趣味相投深信不疑。他非常赞赏诺瓦利斯的灵敏的理解力和易感性。他认为，哲学研究使诺瓦利斯轻松地形成了丰美的富于哲理、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他说：'他（诺瓦利斯）不是致力于真，而是致力于美。'根据施莱格尔的看法，诺瓦利斯最喜爱的作家是柏拉图和黑默斯特尔胡易斯。

1792年年底，诺瓦利斯满怀激情地爱上了一位名叫尤丽叶的莱比锡女孩。诺瓦利斯对这一关系显然是认真的，但父亲对此却缺乏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担心由于年轻人的狂热关于学习的良好决心会退居次要地位，还因为在他对社会地位、身份的优越感非常厌恶和反感的情况下，这在这位老男爵面前呈现为一桩最不受欢迎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尤丽叶出身于资产阶级。父亲的怒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后，诺瓦利斯于1793年5月只得带着遗憾与不满离开了莱比锡。此前，他向父亲表达了想成为军人的强烈意愿。这一热情洋溢的浪漫计划，在战争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迅速而乏味地不了了之。哈登贝格家恶劣的经济状况排除了诺瓦利斯在骑兵对或选帝侯骑兵中服役的可能，于是这样一条生活教训便被揭示在他面前：有了钱处处都好，没有钱就只能过一种不幸的生活。结果只能断念和放弃：在法学学习结束时于1793年4月转如维滕堡大学。

在那里，诺瓦利斯又回复到平凡的、谦朴的境况。如果说莱比锡大学生被看作衣着时髦考究的人、耶拿大学生被看作夸夸其谈的人，那么大约250名维滕堡大学生则被看作'吝啬的极端'、'不走运的可怜鬼'而声名狼藉。然而，诺瓦利斯却在那里找到了出色的老师，并在一位女教授家获得了包供午餐。

与此同时，诺瓦利斯继续与施莱格尔保持联系。施莱格尔在一封信中对诺瓦利斯说到：你在最简单的事物中觅求隐秘，甚至使你的想象过分夸张了；你看得很深刻，但却很少抓住一个非常宏观的整体。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这种反省）从他对席勒的倾诉中可以看得出来，诺瓦利斯带着逐渐增加的怀疑关注自身，但同时还是试图通过自我教育达到和谐，实现男子气概。鸿沟看来是不可逾越的。苦行主义的严格信仰、狂热的宗教虔敬、迫不得已的顽强不屈和顺从迁就的爱在他的教养中交汇。青春期的障碍通过自然天性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对立被加强了，这种对立是年轻的贵族必然要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最终对于等级特权的传统的想法和观念从根本上发生抵触，古老的贵族的信念和新的民主潮流，而对于德国而言，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冲突的前景。1794年6月14日，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的学习时期以参加国家法学考试---成绩第一---在维滕堡结束了。他重新回到了魏森费尔斯的家园，并于同年8月1日，怀着新获自由与独立的情感，瞻前顾后，致信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我整个个性获得了一个智慧的飞跃。这句话不仅对于诺瓦利斯此刻的心绪，而且对于他整个个性人格都是特有的。在他学习时期的末了形成了一种明确的使命——传教布道意识，这种超越了自我教育的普遍的责任与负责的情感，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现在是订婚期的日子---还自由而无拘无束，但已限定于自由选择之外---我焦急地渴盼新婚夜、婚期和子孙。要是天国想要我的新婚夜成为——对专制与监狱来说——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么我要欢庆幸福的婚姻生活。'

1794年11月初，诺瓦利斯作为见习生在区行政官克莱斯汀·奥古斯特·尤斯特领导下的泰恩施泰特县政府就职。尤斯特是一个因他的知识渊博如同因他的教养坦率和博爱而很有名望的人物。当时，他已经44岁了，但还是单身汉，家务则由他的侄女卡萝莉内料理。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搬到了他的家里，并很快成了他老师的知己和朋友。后来，尤斯特还成了诺瓦利斯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在1805年对诺瓦利斯的描述中，热情地赞赏了诺瓦利斯的聪慧、坚毅、勤勉和工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