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
'四清'刚结束,'文革'就展开了。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呼号,响彻内外,袁水拍依其地位属于'大判官'之列,自应打倒。69年中宣部军管,连锅端到了塞上贺兰县的'五七'干校,当时许多人做好准备一辈子接受再教育。对于比较年轻的'三门干部'来说,禁受大西北黄土、烈日、风沙、盐碱自然条件下的水田、菜地、基建、副业种种劳作,不算一件容易的事,上了年纪的老人中,经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锻炼的,承受力显然要强得多;对于解放前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文化圈、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袁水拍来说,环境就显得分外严酷。
在那又滑又窄的田埂上,他走不稳,手足并用,几同爬行。偶尔食堂发一次面和馅包饺子,也成了他的难题。曾发生连队派袁水拍去放驴,驴跑了,袁水拍高喊'站住!'毛驴自然不懂诗人的语言,我行我素。文革的下放生活对于袁水拍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七三年以后,五七干校的人陆续被调回城里,重新分配工作。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又一论重新排列组合。袁水拍不仅重新'登场',而且算是高升。
文革结束
'四人帮'垮台后,袁水拍又从他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又一次受到了审查。文化界与他同辈的人对他多有所诟病,不屑往来;他自己更觉难见故人,封闭起来。正如袁鹰所说,水拍一旦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就全力投入,勤恳如故,'却不懂城廓依旧,人事全非。这种单纯和天真,自然注定了悲剧的命运'(见《袁水拍诗歌选·后记》)。袁水拍的单纯和天真,有时不亚于年轻人,几乎近迂。这个从三、四十年代起就真诚地热情地歌颂人民、歌颂党的诗人,对于那些假借党和人民名义以欺世的人,未必能够辨别的。这段时期他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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