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相关精神思想

爱国精神


朱光潜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着，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治学精神

1、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着。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4、《谈读书》节选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他们――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比方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溪兹(济慈)、雪莱、考老芮基(柯尔律治)、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塞罗》，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戏剧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处女地)》和《父与子》，妥斯套夫斯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福楼拜)的《布华里(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着作等等。

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着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美学思想

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态来要求齐放争鸣，以抗衡包括左翼文艺在内的占主流地位的文艺潮流。

畅谈人生

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利，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功，或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于这个问题也各有各的见解。积学修德可被看成幸福，饱食暖衣也可被看成幸福，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人之所以高贵于禽兽者在于他的心灵。人如果要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享受者或为肉体，或为心灵。人既有肉体，即不能没有肉体的享受。我们不必如持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之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也须明白：肉体的享受不是人类最上的享受，而是人类与鸡豚狗彘所共有的。人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术、道德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

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这番道理本无深文奥意，但是说起来好像很迂阔。灵与肉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古老而不易化除的冲突。许多人因顾到肉遂忘记灵，相习成风，心灵生活便被视为怪诞无稽的事。尤其是近代人被物质的舒适这个观念所迷惑，大家争着去拜财神，财神也就笼罩了一切。

末了，我希望我们青年人都及早确定自己一生的使命，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终身工作。

与黑格尔

在中国，朱光潜可以说是最早介绍黑格尔并对其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之一。从1929年7月写《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译完黑格尔《美学》，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自己多次讲过：西方美学着作虽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


朱光潜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原主义'代替'二原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齐直觉说，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朱光潜美学系统里产生了矛盾：即黑格尔的唯理论无法架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克罗齐及唯心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氏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主客观统一命题。不过，这里的'语言'客观性仍是在思想统摄下的，就象黑格尔的'存在'被思维统摄一样。

实际上，朱光潜此时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更彻底地嘲唯心立场倾斜。他自己也苦恼于跳不开'二元'和'一元'不彻底的循环'怪圈'。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在重新审视黑格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哲学中除一般认识论之外，还有实践观点的萌芽，也恰恰是这一点被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加以改造后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实践的观点，美学的主客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辩证把握过程。这就在真正意义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学形而上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总而言之，清理黑格尔和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关系，既能加深我们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丰富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促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个冷静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