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怪在何处

坎坷波折的身世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着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独辟蹊径的立意

'八怪'（金农、汪士慎、黄慎、李鱓、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

不落窠臼的技法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

挥洒自如的笔锋

'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艺术大师。

特立高标的品行

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八人中除郑板桥、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他到山东上任时，首先在旧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通到街上，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八怪'最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表达自己的志趣。其中罗聘还爱画鬼，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鬼的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这哪是在画鬼，分明是通过鬼态撕下了披在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邓拓在咏清代着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