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人物轶事

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经世致用


司马光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编写通鉴

着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着，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一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着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着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通鉴》的着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着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溢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且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