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轶事典故

一字诲人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

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这个典故其实是林则徐教导沈葆桢如何对待明清两朝的态度。

上奏筹饷

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大麻烦：没钱发军饷买军粮。因为在西陲边界作战，只好就近向俄国购买粮食，然而，俄商要现钱才肯供粮。左宗棠想到向外国银行募借军饷1000万两白银。他找沈葆桢商量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沈葆桢不赞成他向外国银行借钱，并且还不顾老左的情面向皇帝上了道奏折。

奏折大概意思是：'开矿、造路、挖河，以轻利搏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贵'，这是投资赢利性的借债；如是国家用度不足向外国借债，以后每年的国库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债务利息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则，向本国商人借债，是'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而借外债，所支付的利息是'一去不返'的。

他笔锋一转，他提出了解决西征大军粮饷的三条建议：一是建议左宗棠在关外'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二是请求朝廷从皇家内库里拨些银子出来周济西征军饷；三是请朝廷下令各地支持西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

这道奏折分明是逼皇室出钱做军饷，引得朝臣一片议论。幸而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朝廷为了收复关外，也就咬咬牙关，'于部库拨借四成洋税200万'，再令各省从额定解往西征军的协饷中提前拨解300万。另外，向外国洋行'准借500万'。少借外债500万两白银，也就节约利息300万两白银。有了充足的军饷，左宗棠也顺利地完成了扞卫边疆平定西北的历史使命。

身份复杂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身无分文，向人'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但接着他又借200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南昌教案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着名的南昌教案。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此次教案，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扞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